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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出版协会、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联合主办的世界书局史料研究座谈会，于今日下午在上海市政协江海厅举行。来自上海文史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围绕世界书局以及上海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展开了研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编印了馆刊《世界书局文献史料汇编》，共收集文献史料及研究文章31篇计25万余字。
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祥地和出版中心。民国时期有出版社或书局300余家，出版的图书、杂志数量众多，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业产生过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世界书局由沈知方先生创立于1917年，1956年大部并入公私合营，部分迁往台北经营。
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常务副主任祝君波主持座谈会。座谈会上，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黄显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以及来自海外的出版史专家刘冰先生、沈知方先生的孙子沈柏宏先生发言，结合各自研究披露了相关史料，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言者认为世界书局以及出版家沈知方的出版理念和经营之道，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对当今出版业仍有借鉴意义。
世界书局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称为当时全国教材出版的三大出版机构。30年代，跃升中国的“四大书局”之一称雄一时。50年代登记世界书局出版物，证实其除杂志以外，共出版图书5500余种。涉及门类齐全，品种丰富。从当时的书目可见，除创始初期出版过的鸳鸯蝴蝶派和猎奇读物以外，其主体出版以教科书、大众读物、学术专著以及实用类工具书为主，在跟随时代潮流，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承中华文明以及启迪民智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版进步书刊、抗日战争时期出版抗战读物，显示了书局的出版定力。在学术出版上，1928—1933年五年间出版过风靡一时的《ABC丛书》154种（164册），影响很大。
发言者认为，讲到世界书局必然要提到其创始人沈知方。近年我国已有正式出版物将其列入民国时期十大出版家。很多官方的出版志、辞典都有条目给他以应有的肯定。沈知方确有商人的性格，但作为一位出版者，曾于1900年加盟商务印书馆并受到夏瑞芳先生的赏识和重用，辛亥革命前后与商务的同事陆费逵一起在中华书局起过重要作用，1917年又脱离中华独自创办世界书局。他以一己之身，历中国历史上三大书局，确是一位奇人。沈知方是一位复杂、多元的历史人物，他有商人的局限，但又有文化眼光。在日本统治上海时期，敌伪政府多次以利相诱，甚至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内引爆定时炸弹，致一死一伤。但世界书局领导人及沈氏立场坚定，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沈知方此时重病在身，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年轻的出版人已不知世界书局这段历史。与会者注意到，在上世纪60年代，市政协等有关机构出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目的，曾组织过对世界书局史料的撰写，参与者有世界书局的亲历者朱联保、朱翊新、刘廷枚、胡山源、程小青、邱仲和、刘季康、张弘任、郑蔚文、翁稚棠、易嘉炎等人。改革开放以后，出版家吉少甫、刘冰等人也写过翔实的介绍文章。有关世界书局的介绍还见诸于图书和报刊。大家认为这对保存历史文献、促进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些研究成果，站在民族出版事业的高度认识世界书局，也使之更为客观、更有启示作用。
专家发言指出：上海是近代出版的中心，曾创造过很多的经验和辉煌，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始120年，中华书局创始105年，世界书局创始100年。进入新世纪，上海的出版面临机遇和挑战，出版人仍要树立信心，富有文化担当，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开拓创新，再续锦绣文章。
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马建勋在讲话中强调，纪念世界书局百年是对我们民族现代出版业源头的一次深情回望，是对出版业繁荣发展的生态环境的深入探究。今天我们研究世界书局等百年老店的经历和经验，就是要从中汲取智慧，以资当下。
今天上海的出版业正在经历浴火重生、涅槃发展的考验。专业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传统的方式和数字的方式，正在深刻重组、重构着我们的出版文化。这样的当口，我们回望百年，看我们的先辈是怎样一路走来，应该获益非浅。先辈们为文化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追思和汲取。回望百年，是我们对文化担当的深切呼唤，更高的期盼！回望百年，也是我们对上海出版业再振雄风的深刻期待。要重视出版人才的培养和发挥，要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只有众智众筹才能有文化出版的高地，才能有文化出版的高原，高原之上才能有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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