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韬奋先生的亲密战友、黄金搭档，他是生活书店的“舵手”和“大管家”，他是有着卓越经营才华的著名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他就是徐伯昕先生。今天是他逝世35周年的日子，我馆特别刊发一组纪念文章，追忆伯昕先生。

 

 

    20世纪20年代，徐伯昕考入半工半读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进修珐琅科，学习制图和美术，后转入中华职教社成为一名练习生。1925年职教社创办了面向职业教育界的《生活》周刊，刊物的宗旨也就是职教社的信条：“无业者就业，有业者乐业”。从那时起，徐伯昕就参加到周刊的工作中。

 

生活周刊社同人合影。后排右一徐伯昕，右三邹韬奋（1932年）

 

    1926年，《生活》周刊改由韬奋主编后，刊物内容转向青年的恋爱、婚姻、社会出路、失业等问题，成为一个揭露社会矛盾、抨击社会黑暗和解答青年疑难问题的刊物。韬奋还提出了刊物“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

    此时的徐伯昕工作十分繁重，周刊的经营管理包括发行、推广、广告、总务等全由他来承担。有时候，他还要用“吟秋”的笔名为周刊画一些插图和漫画。

 

 

 

徐伯昕为《生活》周刊创作的部分漫画

    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时，“生活”两字是黄炎培先生在1925年为《生活》周刊创刊时写的，等再请他写“书店”两字时，怎样也写不出和“生活”一样的字体了，还是徐伯昕揣摩着仿写而成。之后生活书店在全国大发展，建立了五十多个分支店：汉口、广州、西安、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分支店的标准字体也都是伯昕写的。

 

生活书店汉口分店

 

    “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异常薄弱的，要请一位同事设计广告，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如果只为着自己个人打算，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但是他的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韬奋语）

 

 

 

 

徐伯昕设计的广告

 

    随着刊物销量的增加，读者群越来越广，刊物引起读者思索的问题愈来愈多，1929年第4卷第1期就由原来的四开单张改成了本子。但改版之后，篇幅和纸张增加了，定价却不变，使得《生活》的经济压力变大。徐伯昕除了用广告增加收入，他还建议将周刊内读者信箱的文章和长篇连载的文艺性文章分别编辑成单行本出版，不断地获得盈余。

    此外，徐伯昕发现读者在订阅周刊时常为亲友订赠或者介绍订阅，于是就采取了凡一人订满五份的，订者即可享受赠阅半年的优惠办法，大量吸收了订户。另一方面在扩大零售发行上，他又大量发展各地代销店。那时的周刊常出增刊，篇幅从24页增加到56页，零售价照旧，刊物的畅销促进了零售网点不断扩大，各地书商不仅由此获利，还以销售这样受欢迎的刊物为荣。

 

《生活》周刊订阅广告（局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形成了要求抗日和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浪潮，这也成为了周刊的核心内容。韬奋对刊物的方针是“要和国人共赴国难，要为民族解放做出贡献”。1931年第6卷42期以“国庆与国哀”为标题出了一本特刊，它的版面和画页，经过徐伯昕的精心设计，刊物内容非常醒目地突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声。这一期刊物印数大增，达到了15.5万份，打破了国内报刊的发行纪录。“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生活》编印了抗日救亡画报，还发行战时号外。徐伯昕参加了选稿编排的工作，还同其他人一起，亲自到电车上去散发号外。

 

1931年10月10日发刊的《生活》，右侧写有“本刊本期篇幅较前扩充，并附有双十特刊画报，但价目仍照旧”。

    《生活》所以受到人民如此热烈的欢迎，首先是韬奋坚定的抗日主张顺应着时代的洪流，而徐伯昕在周刊的经营管理上的才能也是使周刊得以不断壮大起来的另一重要原因。从周刊时期起，徐伯昕就已成为韬奋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或者说他们二人是支撑这一事业的脊梁骨，二人的亲密合作，为创建和发展这一进步文化事业相得益彰，也成为以后书店同人精诚团结的楷模。

 

    韬奋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以胡愈之、徐伯昕等为代表的“老三联人”的积极呼吁和尽心操办。建馆时的馆藏大多数都来自于他们保存的生活书店的档案及“韬奋图书馆”馆藏的图书。“文革”结束后，又是胡愈之、徐伯昕等“老三联人”呼吁恢复开放韬奋纪念馆。徐伯昕先生曾捐赠“生活周刊实销十五万五仟份证书”“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等生活书店重要历史档案。他的后人也捐赠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生活出版合作社组织系统图”、赵朴初题字“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徐伯昕穿过的中山装等藏品。为此，我馆在纪念馆展厅重新布展时，特意设立了徐伯昕的专柜，陈列了徐伯昕设计的广告及生前使用的物品。让更多的人走近徐伯昕，了解他对于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贡献。

 

本文部分内容选自《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199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