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今天，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钟爱和未尽的进步文化事业。从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开始，韬奋先生毕生从事报刊工作，主编过七个报刊，撰写的文章达数百万字，还出版了几十本著译。“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之丰富，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是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虽然七十多年过去了，但韬奋先生关于新闻出版的精彩论述却依然颇具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今天，在韬奋先生逝世75周年纪念日，我们精选了部分韬奋先生关于新闻出版的论述，以此来纪念韬奋先生，传承“韬奋精神”。

    新闻记者——尤其是委身言论方面的新闻记者——应看清客观的环境，消极方面尽量暴露社会的矛盾黑暗，积极方面指明社会走得通的出路。倘若他所指明的社会出路是正确的，是走得通的，明白的人多了，加入向前走的人多了，便发生伟大的社会的力量，便易于达到目的地。

——《新闻记者不能脱离大众》

 

 

    我们可以想象出未来的《生活日报》的一个轮廓，一百二十层楼上面的《生活日报》编辑部，每天由飞机送来各地工厂通信员，学校通信员，农场通信员的专访通信。屋顶的短波无线电台每天收得几千万封的国际特约电信。这些通信和电讯，报告了一日中全世界各地的生活活动。比方阿尔泰山的国营金矿，昨天生产多少纯金，扬子江上游的大水力电厂，生产二万华特的电力，都可以从每天的报纸上看到。国际新闻绝对不是由外国通讯社包办，而是由报馆直接组织了全世界的通信网。在南美或非洲无论那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十五分钟以后，就可以在《生活日报》上找到详细的正确的报告。

    那时的社评，当然不会是主张抗日救亡之类（因为这问题早已不存在了），而是讨论由空气中吸收淡气应该如何增加生产，或者香港冬令工人休养地应该如何改良设备等等。

    我们不希望销路十分大，每天大约是印五百万份，换句话说，平均每一百个中国人，有份《生活日报》。

——《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

    原载于1936年7月5日香港《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五号

 

创办《生活日报》计划纲要

 

    《生活日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我们要尽可能用语体文来写一切文字。在现在，完全用语体文来写的日报还是没有，我们希望《生活日报》能做一个榜样。

    我们要竭力注意文化落后的大众。至少每天《生活日报》的一部分，要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们、农夫们、工友们、妇女们，都能够看得懂。我们并且欢迎这些文化落后的同胞们给我们写通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众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面来。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纸，而不是少数人的报纸。

——《我们要怎样办〈生活日报〉》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二十号封面

 

    办刊物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试以《生活》周刊做个例。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几个原则》

 

 

    依我十几年来在这个队伍里摇旗呐喊的经验，以及冷眼旁观这队伍里其他“同道”的经历或变化，深刻地感觉到做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尤其应该有的是活动的正确动机。

    ……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新闻记者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的，所以对于知识的补充和当前切要问题的内容，都须有继续不断的研究和探讨的。至于搜索材料和奔波采访，那也是新闻记者的分内事，可是非有坚忍耐烦勇往直前的精神不办。

但是新闻记者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再说得具体些，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

    我十几年来所常以自勉的是要做个有益大众不为私图的新闻记者，我现在以及将来的志愿还是如此。我并且深信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与建国的大时代中，新闻记者有着他的重要的任务，我要终我之身守着这个岗位，和同志们望着光明的前途共同努力。

——《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      
——《光杆编辑兼光杆书记》

 

 

    舆论机关本身当然也要努力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然后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舆论的力量不是仅仅由于少数人执笔写出几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发表的言论真能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在实际上往往有些人办报，领得到丰富的津贴，出得起丰富的薪水，出的报没有人看，或看者寥寥，被社会上看作反动的倒退的代言人；有些人办报，虽然经济困难，受尽艰苦与压迫，埋头苦干，出的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就是因为前者只是代表少数人私利或一个派系的私利说话，反对一切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后者恰恰与之相反，不怕也不顾少数顽固倒退分子的诬蔑毁谤，站在真正大众的立场，提出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百折不回地干下去。

——《舆论的任务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