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晚，《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新书首发暨读者见面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大伟，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出席了本次活动。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二辑。与第一辑一样，本书采用全部影印的方式公开，不修饰、不删节、不遮蔽，以史料的本来面目示人，公开了生活书店1938至1939年的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业务会会议记录、理事会记录等。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左三）出席新书发布会

 

 

 

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

 

    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党史、新闻出版史、文学史方面的重量级专家学者助阵发表“读后感”。今天首发的这本书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二辑，第一辑《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出版后，受到专家和学界充分肯定，专家评价：这些未经任何修饰、遮蔽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是非常珍贵的稀有文献，就其史料价值而言，有“正史之讹”“纠史之偏”“补史之阙”的重要意义。这也激励我们继续将这些珍稀档案整理公开。

    第二辑主要刊登了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馆藏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共有四本，第一辑刊登了“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一）”（迁汉前部分），这一本刊登了1938年1月3日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后，到1939年4月临时委员会结束这一年多时间的会议记录。此外，还有徐伯昕主持的“业务会会议记录”，由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徐伯昕、张仲实、杜重远等参加的“生活书店理事会记录（1939.1）”及附录。这些会议记录涉及总店从上海迁移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重庆，成立总管理处、编审委员会、修改社章、增设分支店等生活书店重大历史事件，还记载了讨论生活书店员工试用办法、薪水增减、住宿费餐费补贴、疾病死亡津贴、人员奖惩、人事纠纷等“家长里短”的民生事宜。这些均体现了生活书店章程规定的 “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三项原则。这也是生活书店的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期待这批档案可以让更多人了解韬奋及生活书店同人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民主的管理运营机制，能为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新闻出版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中华书局总编辑

 

    看到这个书我心里一直想到一个词：抢救。为什么要抢救？《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是1938年至1939年时期，中国一家出版机构的档案。它的各种各样的会议记录往往都是孤本，都是内部资料，很少见。但是这些内部资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当时出版业的这种生态、各种经营状况至关重要。有些难题不通过这些资料是看不到的，但很可惜的是，有很多类似的资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常常就丧失了，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社会文化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地保护下来。不光要保存、保护、抢救，而且要利用起来，利用的第一步就是影印出版，像生活书店这样的内部的资料档案，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工作，所以在这儿要特别感谢韬奋纪念馆做了这个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我们学界的责任、是我们博物馆、图书馆的责任，也是我们出版界的责任，中华书局愿意做这些工作，把这些原始的资料档案能够保存下来，能够奉献给学界，这是我们要长期做的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系列丛书里反映最多的就是生活书店管理制度的逐渐形成和完善，第二辑基本把临时委员会的会议内容都呈现给了读者，临时委员会召开了58次会议，讨论了207件议案，其中193件议案都得到了贯彻执行，临时委员会一共存在两年7个月25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生活书店就是在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第一，民主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临时委员会在存续期间对员工的试用方法、医疗补助、体检，对雇员升职员、职员升社员进行考核的标准，包括员工的津贴和薪水的调整都进行过反复的讨论，并且定下了规矩，然后按照规矩办事。第二，生活书店临时委员会能够坚持正确的编辑方针。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所以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化堡垒，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出版的期刊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共党员的临时委员会主席张仲实在主持临时委员会工作的时候，就自觉地把我们党的工作贯彻到书店的编辑工作中，主动参与抗战救国的活动。

 

韬奋（右四）、沈钧儒（左四）赴江西德安前线慰问抗日战士王炳南（拿锦旗者）等人（1938年）

 

张仲实（左）与徐伯昕在汉口（1938年）

    除此之外，这本会议记录里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比如对员工的关怀帮助、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等，都是生活书店的优良传统。韬奋纪念馆这次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为进一步研究生活书店的历史，进一步研究创始人为生活书店所做的贡献，特别是为厘清中国共产党和生活书店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当然还有很多内容还有待于广大读者进一步的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不要从历史上给这本书做一个界定，因为它的价值是显而易见。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生活书店的会议记录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上有名的一些大人物，恰恰讨论着员工的生活琐事，或者跟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其中令我感触很深的两件事吧。第一件事是临时委员会在如何惩罚自己员工的问题上，他们不仅处理得非常谨慎，同时也很人性化，将人性化和制度化结合得非常的完美。而且在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的不同意见都可以明确表达。抗战时期的生活书店是一个在资金上并不那么充裕的出版社，但它有一套独树一帜的内部管理体制，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第二件是有关书店同仁因公殉职的抚恤问题。这件事不是一次讨论就决定了的，只要上一次的讨论中还有些问题好像解决得不太彻底就继续讨论，等大家完全解决之后，这个结果就变成了内部长期存在下来的一个制度的存续。所以，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仅是触摸历史，更是学习生活书店这批人身上管理的智慧、人性的光芒。

 

职工疾病死亡津贴试行办法补充修正（临时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38年10月17日）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我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新文学运动刚开始时基本上是靠社团来推动文学创作。但是实际上这个社团的背后基本上都有出版社在支撑，文学活动是靠现代出版在支撑。生活书店在当时30年代的现代文学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生活书店办的文学杂志，把鲁迅、茅盾、叶圣陶等最重要的作家都团结在这个出版社里边，文学杂志边上。当年生活书店四大刊物，《文学》《译文》《太白》《光明》等都非常有影响，某种意义上出版推动文学运动。

    此外，我想30年代大概没有一家出版社能够像生活书店这样连续保留那么多的文献。生活书店虽然是韬奋先生创建的，可是他是运用了民主管理的方法领导这个书店，并且留下了很多会议记录，更了不起的是，这些宝贵的记录经过了战争，经过了解放后的合并，又经过了那么多的运动，居然都完整地保存着，这也是一个奇迹。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民主管理的制度，有这么一代代人把它保存得这么好，再加上有韬奋纪念馆和中华书局通力合作做成这么一件事，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榜样。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前面发言的几位老师从学术研究角度和专业研究领域分析了这本书的重要性，那么对于普通读者，他们能看到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的文献史料就是最精彩的八卦大全，让我们触摸到原始历史的一个源泉，我作为一个做文学研究的人，看到这些资料，觉得每一处都充满了细节、充满了戏剧性，我都会猜度背后的人心之间的一个冲突、较量。

    会议记录里提到一个事情，有一个员工离职了，但离职了几个月又回来接着上班了，然后临时委员会就说了，哪儿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单位都没有一个制度吗？就不同意他接着做下去。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还原，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想象，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认识。

    另外，这套丛书里还蕴含着很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从第一卷的时候就在期待。比如，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生活书店有55家分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背后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包括邹韬奋在整个生活书店系统里面的领袖地位又是怎样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隐藏的仍然要我们解读的内容，这个解读有这样的一本记录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可能不是解读的唯一一本文献，我们还需要通过其他文献来参照。

    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一卷是38年、39年的内容，那个时代炮火连篇，但居然有一批文化人能把这个文化事业办到全国，建了那么多分店，我觉得这些前人的精神在今天还应该成为激励我们的精神源泉。

    1938至1939年，是生活书店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由于抗战爆发，生活书店经历了两次大撤退，总店从上海迁至汉口，后又迁至重庆。在此期间，书店为适应抗战形势，不断在全国各地新开分支店，触角遍及新加坡南洋，全盛时期拥有56家分支店。这一时期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也全面井喷，从1935年出书50种左右，1936年100种左右，到1938年约每天1种。这对于由同人合办的生活书店而言是个不小的数字。《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一书中所记载的内部会议，披露了这一历史时期书店内部管理的细节。

  

徐伯昕先生报告最近书店营业经济状况（临时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38年6月24日）

 

关于抗战救亡书刊的宣传推广业务计划（临时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38年5月13日）

    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快速、有效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为一体，成立了临时委员会，代替社员大会执行最高权力。临时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的一大工作，就是对生活书店“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民主管理制度的完善。细到员工的试用办法、医疗补助、晋升考核标准、薪水调整、住宿津贴等民生、权益，大到对社章的修改、组织重心迁移、筹设分支店、组织编审委员会、设立总管理处、调整选举办法等社务大事，都是临时委员会案头议题。从中可看到生活书店的员工激励制度和民主的管理方式，这是生活书店能异军突起成为民国出版界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会议记录也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出版经营状况，包括各分支店的人数和营收，如何应对查禁，向大后方撤离的经过，以及编辑方针和出书情况等。在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到此前从未公布的内部数据，事无巨细，是研究出版史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

 

关于成立编审委员会的决议（临时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38年1月3日）

 

张仲实先生报告编审委员会最近开会情形（临时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38年6月24日）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中所蕴含的信息，就如同一座富矿，等待韬奋研究者、出版史研究者、近代文化史研究者来发掘。生活书店会议记录预计将出版四册。这批珍贵档案的出版，将给学界研究带来全新的素材，带来更多重量级研究成果，把相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左上：生活书店同人于汉口合影（1938年）

    左下：生活书店香港分店同人欢迎徐伯昕来港，在湾仔凤凰台宿舍屋顶留影（1939年）

    右：生活书店汉口分店，位于交通路（1937年）

 

    本次活动由看看新闻网全程直播：

    http://www.kankanews.com/a/2019-08-18/0018963220.shtml

    嘉宾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