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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而“文化遗产”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分享一套珍贵的馆藏文物——生活书店会议记录。
生活书店于1932年成立于上海，是一家进步的文化机构，也是我党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力量。书店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留下了包括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诸多会议记录。这些书店内部管理的核心档案，事无巨细地记载着涉及经营、人事、员工权益等方面的内容，“高保真”地留存了书店当时的状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档案。
在战乱和颠沛流离中能够保存这些会议记录实属不易。因为战火的波及，生活书店总店几经搬迁，从上海，到汉口，至重庆。至1942年，生活书店的56家分支店被摧毁至只剩下一家分店。1948年，生活书店在香港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成立三联书店。这批会议记录随着书店的命运颠沛流离，竟然还完好留存。
1942年1月3日，生活书店56家分支店几乎全部被封，只剩下重庆一家分店，为记住这一时刻，在渝同人在重庆分店门口合影
在战乱中，物资散失是稀疏平常的事。每流亡一次，就会散失一批。“老三联人”范用在珍藏的杂志上曾记载：“读书出版社东返上海，雇一木船运载图书资料。我的几百本书刊也随船捎走。不幸的是，船在过滩时沉入长江。押运的同事费尽力量打捞出一部分图书，在河滩上晒干后运到了上海。”由此可以想象，生活书店的同人们在当时是怀着怎样珍视的心情，才让这批会议记录在一次次的迁徙、动荡中得到足够的保护，留存下来。
因为生活书店的进步倾向，除了战乱，还有国民党的扣押、查抄、封店，在书店后期是家常便饭。1939年6月底，有特务污蔑生活书店收受共产党十几万元资金。国民党重庆市政府社会局会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派人前往生活书店查账，韬奋挺身应对，才避免了重要文件被无理抄走。
1957年，经沈钧儒、胡愈之、徐伯昕等组成的纪念韬奋委员会同意，韬奋纪念馆首任馆长毕云程专程到京，从原三联书店总经理邵公文手里接收了这批档案。从此，这批珍贵的档案就一直存放在韬奋纪念馆。
为更好地发挥这批文物的价值，2018年，在我馆开馆60周年之际，启动了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影印计划，与中华书局合作，陆续推出了《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即将于今年9月推出。
生活书店对内称生活出版合作社，每个社员都是书店的主人。1933年7月8日，书店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选举出领导班子，通过了书店的内部纲领：社章
第一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是生活书店在沪时期的会议记录。这一时期生活书店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出版规模和人员都不断扩大，各种规章制度逐步确立，内部的管理在不断修订，可以看到生活书店初创时期民主管理制度的形成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此外，鲁迅先生在这一时期对书店提供了大力支持，相关刊物的经营状况，也在本书中有所记载。最为珍贵的是，记录中首次披露了1936年7月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和同年9月成立的张仲实主持下的临时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第二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是生活书店离沪后临时委员会时期的会议记录。因为战乱，生活书店由沪迁汉，后又迁渝，为了能更迅速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这三股管理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统领一切社务的临时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时期，是生活书店的发展的黄金期，分支店遍布全国及南洋，员工达到了两百余人。从这一时期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内部管理制度的核心仍然是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激励制度，为员工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书店采用民主化管理，即使是普通员工也能通过申诉提出议案，最后每项规章的制定，都经过充分的讨论，这都是生活书店制度建设的宝贵财富。
即将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是生活书店在渝期间第五届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一时期，生活书店修改了社章，确立了新的组织架构，并将“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写在了业务方针上，出版了大量适应抗战的书刊，为宣传、动员、支持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国共关系趋于紧张，生活书店开始被大量封店、遭到全面迫害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议点，较之前又有不同。
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记录，其中有当时生活书店旗下各刊出版发行的情况
会议记录的第一册出版后即引起了学界热议。由鲁迅先生主导、黄源主编的《译文》停刊究竟是否因为销量不佳？韬奋在海外流亡期间的经费究竟从何而来？史料的披露为韬奋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在1940年1月12日召开的理、人、监联席会议上，记载着十五万元资金中四万五千元红利的分派
在即将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中，还会有一些让学者感兴趣的新的史料。比如一直有学者提出，生活书店的章程中写着“盈利归全体”，但从来未见过分红。关于分红的记录在第三册中就有明确记录。
此外，在第三册会议记录中，因为局势日益紧张，生活书店不得不开始关注社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甚至进行了详细调查，制定了各地最低生活标准。因为战乱和迫害，更多社员去世、殉职，如何发放抚恤金也更加频繁地进入了议事。大量的分支店被关，生活书店开启了灵活机动的流动供应服务，并开始了更广泛的对外合作模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书店会议记录中所蕴含的信息，就如同一座富矿，等待韬奋研究者、韬奋同人研究者、出版史研究者前来发掘。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将于今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希望这一整套会议记录，能为推动生活书店及相关研究，做出绵薄贡献。
2020/06/13
本周六15:00-16:00 直播讲座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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