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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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 韬奋先生逝世七十六周年(2020年7月24日)

今天是韬奋先生逝世76周年的日子。昨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分青年理论学习小组联合上海韬奋纪念馆党支部在龙华烈士陵园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我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赵书雷为支部党员和部机关青年干部作题为“暗夜里的燃灯者——纪念韬奋先生”专题讲座。

上海韬奋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赵书雷

理想青年奋斗不息

韬奋幼时由父亲发蒙，17岁进入南洋公学就读。虽然他遵循了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工程师的愿望，但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他心怀理想，很早就坚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为此，韬奋在24岁时放弃电机专业转而考入圣约翰大学攻读文科。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报，尤其推崇黄远庸的《时报》，醉心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恽代英的《青年杂志》等，这些书报上的进步思想和新文化思潮对这位年轻的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韬奋圣约翰大学毕业照

毕业后的韬奋曲线就业。1926年，他迎来了自己理想实现的开端——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在小小的过街楼里，韬奋和徐伯昕、孙梦旦两位先生一同对刊物进行了改革，让杂志版面焕然一新。

为了让刊物看上去内容丰富，韬奋给自己取了许多笔名，以不同身份写作不同的专栏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内容的趣味性和价值性，刊登的不仅有时政要闻，也有平民百姓的家长里短。另外，专设的“读者信箱”栏目，提出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口号，韬奋常常为回复信件而忙到深夜。“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转变为时势新闻性的刊物，积极宣扬抗日救亡。这些努力让原先发行量只有2800多份的《生活》周刊在销量最高时达到了15.5万份。

在《生活》周刊第2卷第47期上第一次使用笔名“韬奋”

青年导师引领大众

1932年，韬奋在胡愈之等友人的支持下，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活书店。

书店的成立让韬奋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出版家。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有着和其他出版人一样的难题：理论和大义如何通俗化？精英文化如何“走下神坛”、拥抱大众？当时，上海文坛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附和所谓的简单的、粗糙的大众文化，由此出现了庸俗文化，如鸳鸯蝴蝶派；二是知识分子以己身所好强行介入，试图改变大众文化的生态结构，这两种倾向的结果都不甚理想。而韬奋所做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坚定的人民立场，将人民放在心上。在他那里，没有传统儒生的迟暮之气，没有教化大众的语言，有的只是洋溢着新知、新智、新声的清新之风。正如郭沫若所言：韬奋先生是最关心青年的人，他真是一位理想的青年导师。

那时的中国青年，都在探索救亡图存，试图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生活书店出版的大量马列主义刊物和进步书籍，成为了照亮他们黑暗求索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在胡愈之的联系和筹划下，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和文人学者参加了生活书店创办的《世界知识》《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杂志的工作。在这些刊物的编委和特约撰稿人中，中共党员和进步文人学者是主力。钱亦石、张仲实、钱俊瑞、柳湜等党员作家与非党的著名作家茅盾、金仲华、郑振铎等，先后担任生活书店编辑部和各个期刊编辑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工作中有意识地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和政策，介绍进步思想，使生活书店成为30年代国统区文化战线上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

《青年自学丛书》系列

1936年开始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一共出版了两辑共24本，内容从哲学、社会科学、国际问题到写作修养、文学艺术，每本3-5万字，文字浅显易懂，涵盖面广，深受渴求知识的青年的喜欢。其中有不少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本，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启蒙读物。这套丛书在30年代共出版发行了100多万册，这在识字率不高的民国时期并不多见。

此外，生活书店还以“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的名义，实际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套“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从1937年开始出版，共10多种。30年代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高压禁锢下，马列著作的翻译、评介，既缺乏参考书籍，又不能公开讨论，基本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要出版这些著作，更是困难重重，充满危险。生活书店出版的这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马列主义传播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页。

“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系列

书店除了自己印发图书之外，还重版了由南方局提供的，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出版社和解放社的样书。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联合政府》《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书店得到样书后立即在上海、重庆秘密重印，有的照延安的版式装帧重印，秘密发行。

这些书的出版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理念，团结人民群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自然也会遭来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和阻挠。所以在后期生活书店被抓人、抄书、查封成了家常便饭。所以在那个时期，做党的出版工作就置身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有一部分书店同仁为了宣传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到1941年，历经16年艰苦经营设立的55个分支店基本被摧残殆尽。

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生活书店（1945年）

战斗不屈信仰不灭

生活书店被迫关停之后，国民党继续对共产党、民主人士实行高压政策，韬奋流亡香港。太平洋战争后，经过党组织安排，韬奋、茅盾等经九龙到广东，由东江纵队护送。考察东江游击区后，韬奋化名隐居在广东梅县。1942至1943年，韬奋先生考察苏中、苏北革命根据地。他曾多次写信给陈毅，认为在解放区才“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坚定了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向。

为谷风录陈毅《卫岗初战》诗

早在青年时期，韬奋就为民主政治呐喊，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一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胡宗南找韬奋谈话，韬奋回答：“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知的新闻记者立场上，我只拥护抗日的政府。”

敢写、敢说、敢做的韬奋生命受到威胁，于1933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在此期间，他重点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苏联、美国等地。在苏联，韬奋看到了社会主义带来的蓬勃气象，结合曾经阅读的众多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著作，韬奋的信仰向共产主义倾斜。他写信给自己仰慕已久的高尔基，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意。

韬奋致高尔基的信

斗士不会停下自己战争的脚步。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流亡回国之后的韬奋依旧奋战在新闻出版的最前线。1935年，他创办了《大众生活》，后又筹办《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也是在这一年，他与沈钧儒、马相伯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活跃在抗敌御辱的运动中。

1936年，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爆发，包括韬奋在内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被捕入狱。但即使在狱中，韬奋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完成著作《经历》。迫于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国民党最终在1937年7月31日将七人释放。出狱那天，“七君子”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迎接这属于民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