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著名的政论家。2014年，我国决定设立烈士纪念日，在国家公布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公祭的三百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里，邹韬奋的英名赫然在列，而且是唯一一位国内新闻出版界人士。他不仅是我国新闻出版界抗日救国最早的呼吁者之一、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将之一。同时，他也用自己的一支笔和众多的出版物，指引无数青年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鼓舞亿万抗日军民战斗到底。邹韬奋是抗日救国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

 

——韬奋主持《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期间对日不屈斗争

 

《生活》周刊第六卷第四十期（1931年9月26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邹韬奋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利用报纸这一新闻媒体，不畏强暴，以笔代剑，唤醒国人斗志，共起救亡御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韬奋立马在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及时报道。他悲愤地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与此同时，韬奋一口气写下了《应该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等4篇“小言论”，认为“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韬奋的这些“小言论”成为当时读者口口相传的热门话题。针对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妥协政策，韬奋以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高度的责任担当，在《生活》周刊接连发表《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决死之心和怯懦自杀之区别》《战与不战的问题》等一篇篇战斗檄文，怒斥“不抵抗主义”！

 

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抗日卫国，韬奋立即号召全国同胞捐款，许多上海群众自发捐款，将周刊社的门前挤得水泄不通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先后占领辽宁、吉林，并长驱直入黑龙江，驻守黑龙江的东北军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反击。马占山的抗敌卫国义举与二十多万东北军一枪不发撤回关内的行径形成极大的反差，全国上下顿时沸腾起来，无不为之激情欢呼。韬奋在《生活》周刊及时刊载马占山的照片，介绍马占山的生平，又连续发表《为民族争光的马将军》《我们何以尊崇马将军》等“小言论”，对马占山的抗日义举给予热情支持。与此同时，韬奋在《生活》周刊还发起组织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支援马占山将军的抗日义举。这一爱国义举顿时轰动全国，社会各界纷纷响应。除了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更有许多热心读者直接到生活周刊社捐款，一段时期，周刊社门口挤满男女老幼的捐款者，争着将钞票、外币、铜板等交到捐款箱，甚至一些孩子都挤着捐款，未到一个月就收到捐款计十二万零二十元。

 

 

《生活》周刊第七卷紧急临时增刊（1932年1月30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入侵，驻扎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召唤全国人民支援淞沪抗战，韬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奋笔疾书，加班加点出版《生活》周刊《紧急临时增刊》。针对日方鼓吹对上海的侵略是上海的地方问题，与东北无关，与整个中国无关的谬论，韬奋在2月2日的《生活》周刊《紧急临时增刊》第3号发布《沪案与整个的国难问题》，严正驳斥日方的这一谬论，指出“沪案之所以由起，是由于日人籍口我国国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而抗日救亡运动之根源，决不是发生于上海一隅，乃是发生于日本以暴力侵占我东北国土，这是人人所能明了的铁一般的事实。所以要根本解决沪案，非与整个的中日问题连同解决不可。”显示出韬奋深刻成熟的政治洞察力。他还撰写长篇通讯《上海血战抗日记》，配上详细的战区地图和血战抗日的照片，连续发表在《生活》周刊，并出版单行本，让外地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及时了解“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之忠勇悲壮行为”。韬奋还和鲁迅等43位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此后，又在43人基础上扩大到129位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以国民党政府当局与日本方面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结束。但是，“十九路军英勇抗敌，屡奏奇功，固足以唤起垂死之国魂，振作萎靡之民气。” “蔡军长和他的忠勇将士此次血战抗敌，义声震动遐迩，不过为我们全国‘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民国生存而战’开一先声，我们全国民众还要赶上去作继续不断的努力。”韬奋认为：“淞沪抗日血战，为八十年来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最光荣之一战。”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12月21日）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邹韬奋被选为执委。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1933年7月，无奈之下的邹韬奋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意大利的罗马、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以及美国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上海，此时正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邹韬奋，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活动，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与《生活》周刊一样，鲜明的爱国主义是它的最大特色。

    《大众生活》周刊创刊后不久，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像春雷般地迅速震动全国。远在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成为全国最为及时给予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的报刊。从12月21日出版的第六期起连续几期都用大量的篇幅来反映这一伟大的运动。在第六期《大众生活》封面和封底刊登了两张非常经典的照片。封面是北平女大学生陆璀，右手拿喇叭筒，左手拿一页纸正在演说；封底则是从背面的角度拍摄的同一场景，她面前是人头攒动的群众，不远处是高耸的城墙、森严禁闭的城门。这两张照片记录的场景就是“一二·九”运动当天被阻于西直门外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生就地举行群众大会的实况。尤其是封面上加了“大众起来！”的口号，冲击力极强，给读者以极大的震撼。12月28日出版的第七期更是几乎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专号，从封面到封底，大部分都是关于北平和各地学生游行示威的照片、报道、评论等。《北平学生二次示威记》和《中国人民起来救中国》就是真实地记录了12月16日北平学生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的动人场面；《上海八千余学生救亡运动速写》则反映了上海学生坚决站在北平学生一边，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之中。随后在1936年1月4日出版的第八期、1月11日出版的第九期，以及以后出版的多期《大众生活》周刊，继续为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呐喊，无论是报道、图片还是评论，都旗帜鲜明地坚定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怒斥反动当局和军警对爱国青年学生的阻挠和迫害。

 

    韬奋除了通过《大众生活》周刊给予北平爱国学生巨大的精神支持和舆论声援外，还提供经费帮助。每期《大众生活》周刊一出版，韬奋就在第一时间寄送给北平学生联合会数千份，由联合会到各校出售，售后的收入大部分留给联合会作为活动经费。因此，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受到北平乃至全国爱国青年学生们的热爱和拥戴，将韬奋看成青年学生们最知心的良师益友，将《大众生活》周刊看成最能真正反映青年学生心声、代表青年学生说话的喉舌，《大众生活》周刊几乎成为“一二·九”运动期间爱国青年学生的“机关刊物”。正是由于《大众生活》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线，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的心声，每期《大众生活》的销售量直线上升，达到20万份。

    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而这个“中心”最为关注的舆论中枢就是每期有着20万份发行量的《大众生活》周刊。因此，当局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禁止邮寄、不准出售，最终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的罪名，勒令《大众生活》停刊。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数年间韬奋通过主办《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一直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36年3月，韬奋在这份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大众生活》周刊遭到国民党政府查封后，被迫离开上海，再次流亡，去香港开创新的抗日救国舆论阵地，筹办《生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