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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诞辰126周年 | 相知相契的患难搭档——怀念我的父亲与母亲(2021年11月5日)
    今天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6周年纪念日,韬奋与夫人沈粹缜纪念碑揭幕暨落葬仪式在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举行。
 
    仪式上,邹韬奋先生的女儿邹嘉骊女士作为家属代表表达了谢意:“24年前的1997年初,在母亲的追悼会后,我与两位兄长就立下心愿,初衷是:父母生前患难与共,夫妻感情恩爱有加,死后能够合葬。11月5号是他们共同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韬奋的衣冠冢和母亲的骨灰落葬入土,我们兄妹三人的初衷得以实现,感到十分欣慰!我们这个心愿成为现实,是在福寿园领导和工作人员合力帮助下,在所有热爱韬奋和母亲的好友,以及中国福利会、上海韬奋纪念馆、韬奋基金会上海办事处协助下,共同完成的一件事,再次感谢大家今天见证了这一刻!亲爱的爸爸妈妈,在你们生活工作战斗过的美丽家园里,我们所有后辈永远纪念你们!怀念你们!”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选取了2015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书韵流长——老三联后人忆前辈》中邹嘉骊女士的《相知相契的患难搭档——怀念我的父亲与母亲》一文,深切地缅怀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伉俪。
 
相知相契的患难搭档
——怀念我的父亲与母亲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又是爸爸邹韬奋诞辰120周年。
    70年前的9月12日,周恩来写了一封《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信是这样写的:
    “粹缜先生: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事实真是这样的。爸爸与妈妈一生相知相爱,相助相契。在当年进步文化人群里, 他们是一对患难的黄金搭档,他俩的恩爱是公认的。
 
1926年1月韬奋与夫人沈粹缜结婚时留影
 
CHAPTER 01
爸爸多侧面的性格
    爸爸不畏强暴。外界称爸爸是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给人的联想,大概是一个神情严肃、少情寡语的人。真是误会了。其实,事业上爸爸在紧张工作之余,也有活泼的一面。三十年代,办《生活》周刊时期,逢周日,他会去电影院看一场歌舞片或者喜剧片。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不仅看了,还在以后的某个场合,仿效卓别林,表演一番,引起大家的欢笑。生活方面他更像一个大孩子,全部靠妈妈。妈妈会理家,每月交回工资,妈妈先按用途一个个信封装好,计划使用。妈妈会烹调,邓颖超妈妈曾赞叹过我妈妈烧的“红烧肉真好吃!”。
    1941年2月下旬,爸爸出走重庆到香港。香港的政治环境不那么压抑,宽松多了,他在工作之余会缠着妈妈学交谊舞,学在床上做保健操,开初妈妈不肯,爸爸说了,要身体好两个人都要好。这些事我至今还有印象。在爹妈的卧室里,看到桌上有两本英文版的学交谊舞和床上运动的书,书里有走舞步、床上运动的图画。可见他的乐观、活跃、幽默。
    但是,爸爸在原则问题上可是个硬汉,绝不屈服强暴。国民党用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限制和扼杀进步文化;用无理的查禁来迫害生活书店;用封店、捕人等法西斯手段摧残生活书店;用造谣、诬蔑、威胁、吞并的手段企图消灭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
    爸爸表面上仍到国民参政会会场,拍照、报到,仍旧像往常一样,照章办手续,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实际上他已拟好辞职书,准备出走前交沈钧儒转递,送交大会,以示抗议国民党对生活书店、对进步文化的摧残和迫害。他另有准备,秘密出走,另辟战场。蒋介石得悉韬奋出走,大怒,立嘱王世杰用参政会主席团名义,电广西桂林李济深:“务必劝邹回渝。”电报3月5日下午到,韬奋已于当日下午2时和张友渔、韩幽桐夫妇同机飞抵香港,相隔约一二小时。李济深回电:“邹已经走了。”如果晚走一天,或迟一个航班,韬奋会被特务扣留押回重庆。爸爸既强硬、镇定,又机警。
 
韬奋致国民参政会的电稿
 
CHAPTER 02
全家脱险记
 
韬奋与家人1939年摄于重庆衡舍
    爸爸走后,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加紧了对妈妈的跟踪、盯梢。特务接二连三地闯进家门,盯着问,要妈妈劝爸爸回重庆。妈妈回应,他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劝?!特务又说:邹先生走了,希望邹夫人不要走。妈妈答:我没有打算走。问:那你为什么经常跑拍卖行卖东西?原来特务是有备而来的。妈妈答:邹先生走没有留下什么钱,家里三个孩子要吃饭,不卖东西日子怎么过?特务有点卖弄:听说邹先生已经到了桂林,住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熟朋友?蠢才!主动给妈妈传递消息来了。妈妈从特务口里知道爸爸脱险到了桂林,心中一松。她回答:我没有得到他什么消息,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特务什么口风没有套出来,灰灰地走了。
     妈妈对付特务自有一套应对办法。爸爸一走,妈妈就开始走拍卖行,陪同她一起的是我们的房东太太,也姓邹,我们称她“邹伯母”。平时两人相处如知己。每次妈妈去拍卖行,邹伯母是仅有的陪同者,多少有点打掩护的意思。我们住的房子叫“衡舍”, 是一个大院子,两幢楼,前楼面积大,两层楼,中式大屋顶,住家是国民党CC派的头目之一陈果夫,记忆中是个结核病患者,精瘦,身穿长衫像挂在衣架上似的,经常手捧一个小痰盂,在楼房边的走廊上走动;后楼如一般小平房,多一层就是。我们家租的是底楼,一间,十二平方米左右,每天上学、出大门,过前楼是必经之路。
    如果妈妈一个人进出特别显眼,吸引特务的眼球,不安全,有邹伯母同行,可以分散特务的视线,放松警惕。妈妈就是在邹伯母的陪伴下,一点一点把家里的细软换成纸币。家成了一个空壳子。特务闯到家里,看房里摆设一切依旧,家具、日常用品都在,不像要走的样子。太自以为是了!他们没有想到妈妈早筹划联络好了。一天早晨,我和二哥照常上学,大哥住校没回家,突然警报响了,大哥接到妈妈的电话,立即离校,我和二哥同样走出小学,趁躲警报,避开特务的视线,三个人朝指定的地方聚拢到一起,和妈妈登上约定的运输公司的卡车,逃出虎口,朝着爸爸的线路蜿蜒潜行。生活书店的干部曹吾(后改名曹辛之)陪护我们一路同行。特务们也躲警报,只是他们的目的地是防空洞。防空洞可是漆黑一片,哪里还寻找得到盯梢目标。失职了!
    现在想想够胆大的,竟敢明目张胆地生活在特务头目的眼皮底下。双方斗智斗勇,各有招数,胜败看结果了。特务们人多势力大、后台硬,本想缠住妈妈当人质,再招回爸爸,继续迫害生活书店这个进步文化堡垒,拔掉韬奋这个“异己分子”。结果不仅“主要人质” 没看守住,连三个孩子也跟着我妈这位保护神一起团聚去了。
    沿路艰险,公路是山路,不时可以看到滚落山谷的车子。我们,妈妈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女,脱离险境,朝着和爸爸团聚的香港进发。这事发生在1941年三四月间。
 
 
CHAPTER 03
仿佛生离死别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午,廖承志在香港立即派人与东江纵队联系,以便疏散大批进步文化人。《大众生活》则在12月6日的新版30号之后就不再出版。同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离港。同日,港九轮渡下午起就不渡九龙的乘客到香港了。原住在九龙的人怎么办?韬奋的目标特别大。于毅夫已经告诉他了,党决定今晚一定要把韬奋全家送过海去。傍晚,爸爸携全家与《华商报》采访部主任陆浮等由九龙乘小渔轮渡海至香港。刚建立的新家不到一年,又被战争摧毁洗劫一空。
 
韬奋参与创办的中文晚报《华商报》
    1942年1月上旬,在廖承志、夏衍等人的周密安排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员潘柱几经周折找到张友渔、徐伯昕,进而找到一批民主人士、文化人。其时,我家已六易其居。潘柱在香港铜锣湾的一个贫民窟里找到我们。爸爸听说很快就能把他和茅盾等送出香港,激动而慎重地表示:“应付这样的局面,我是毫无经验,你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潘柱提出,为安全考虑,爸爸只能一人先走,妈妈和三个孩子同行目标太大。
    很多年后,不止一次,我亲耳听妈妈接受记者采访,说到那次分离,她总是哽咽、流泪。原来那是爸妈两人一次单独的对话。房间里只有他们俩人,窗外还响着枪炮声,爸爸含泪跪下了,握着妈妈的手托孤:今后我们能见面最好,不能见,你要带好三个孩子,有困难找共产党。看到妈妈流泪,我还体会不到她为什么会那样伤心。多少年过去,1997年,妈妈离开我们兄妹,走了,1999年又失去了二哥,亲身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才体会到妈妈为什么会哽咽、流泪。战火中的分离,生死未卜,预见不到重逢的希望,那是生离死别啊!有朋友说爸爸坚强,弱点是性格中有伤感的元素。我的理解,再坚强的人,心里也有柔软的一块。那是人的本性。
    1942年1月9日傍晚,爸爸向一位侍者换了一身唐装。当他看到茅盾夫人随茅盾一起上船,不胜惊异,茅盾写道:“他就想起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低声说:‘粹缜他们还是随后再走罢,孩子们怕吃不消;我都听从朋友们的意见。对于这件事,我一无经验。’”韬奋跟随茅盾等十多位同道友人,混杂在成万的难民群中,由秘密交通员潘柱,以后又换了新的向导,通过日军的几重检查岗哨与铁丝网架,翻越数个山头,历经磨难,一天走七十多里路,连续数天,于1月13日傍晚,到达了宝安县白石龙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司令部驻地。
 
韬奋赠予东江游击队曾生大队长的题词
    我们兄妹三人,在妈妈的庇护下,等待着接应。1月中旬,地方党组织把我们母子四人,由短枪队护送到西贡,交给护航队,再由护航队送到惠阳大队长处。这条路不好走啊,我们也是混杂在长长的难民群中!路过封锁线时,鬼子兵狰狞的贼眼,一下看到妈妈怀里抱着的两条毛毯,强盗一样伸手就抢劫过去,扔到成堆的衣物中。那是寒冬腊月,唯一能御寒的物品呀!怎么办?刚过了封锁线,突然,妈妈一扫平时的温良贤淑,一个急转身,朝鬼子兵的方向疾走,迅雷不及掩耳,抓回了一条毯子。一去一回,瞬间,几秒钟,为了保护三个孩子晚间不挨冻,她舍命护犊。保护孩子就是保护了爸爸,保卫了我们的家,保卫了在国统区黒暗统治下一块宣传正能量的阵地。伟大的母爱!英勇的母亲!等鬼子兵反应过来,我们混在难民群中早已经跑远了。
    1月下旬,我们被转送到白石龙附近的阳台山区,奇迹般地和爸爸又团聚了。于伶在《邹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一文中曾写道:“韬奋全家在大草寮中欢聚团圆,大家为之欢庆,同时以沉重和深深的钦佩的心情,体味与分尝着邹师母从港战开始一百多个日夜,对韬公时时刻刻无法用语言描述得出的苦心怀念。”
 
CHAPTER 04
一辈子仅有的全家欢聚
    阳台山地势隐蔽,可防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山上新建两座人字形大草寮,一座供起居住宿,一座供吃饭休息。我们和爸爸欢聚团圆就是在阳台山的“大草寮” 里。那是生离死别、死而复生重逢的地方,欢乐之情随时会表现出来。一个大寮住有不止十对夫妻,另一寮只住一位,据说因身上长虱子,另住的。平行两个草寮之间有一个粗大的树根,可以临时放放小件杂物或菜碗。
    在阳台山的两个多月,是我们家过得最幸福的日子。爸爸情绪高、活跃。早晨醒来先做头部按摩,躺在统铺上做保健操,以后又把这套保健操传授给同寮的友人;有时带我们去小溪边捉虾摸小鱼;特别关心纵队的报纸,不止一次参观简陋的报社,建议把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改为《东江民报》。他欣然挥笔书写了《东江民报》的报头;几次去报社,应要求写社论,受到欢迎。
 
韬奋与家人1940年冬摄于重庆
    于伶文中记述说,大家借替韬奋过生日为由,在一个春光之夜,大家围坐在山下一丘农田里,各人高举一碗又辣又甜的姜汤代酒,祝他健康长寿。有人鼓掌要寿星演讲。韬奋说(大意),我邹韬奋是一个凡人,人生四十七,只想在苦的酸的辣的时代里干一点苦事业!后来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潘汉年,我眼睛一亮!由于他,我跟胡愈之、鲁迅、宋庆龄、沈衡老等人多了来往,初步认识到要辣!再后来跟周恩来、董必老、王稼祥等几位的相处,我才认识我自己是太弱,太浅,太不够,太差了。
    此时此刻,他享受着妻子、孩子亲密相聚的家庭温馨,回顾了“二十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的生涯。
 
韬奋创办和主编的报刊及重要著译
    遗憾的是,这样幸福的日子太短暂了。这样的全家福,亲密相聚,匆匆只有两个月多,却又要分离了。在如此阳光、自由的氛围中度日,这辈子也就仅此一次。
 
CHAPTER 05
再次重逢后竟临诀别
    四月,形势变化,战事逼近,同宿的友人分别先后向内地撤移。周恩来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韬奋,立即电告连贯等,要求韬奋就地隐蔽,保证安全。蒋介石的通缉令是“就地惩办,格杀勿论”。他派出文化特务刘百闵到桂林等地进行活动。东江纵队大队部领导齐集在一个原国民党的破碉堡内,为我们全家和于伶等几位也要走的人饯行告别。妈妈护着儿女三人,心情沉重,由领队带着上路,辗转长途,最后坐上火车去了广西桂林。爸爸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隐居到广东梅县江头村。那是个老革命地区,有地下党的联络点,反动派力量小,安全。
 
广东梅县江头村
     七八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韬奋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9月离开了江头村。11月,到达苏中三分区。爸爸曾经回答过一位书店同仁的提问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进行的。”
    当地下党把妈妈从桂林接回上海与爸爸重逢时,爸爸已经重病在身。妈妈很快学会了打针,每天几次用棉签从爸爸鼻腔里捲出浓浓的排泄物。1944年7月24日清晨,爸爸已经说不出话,我和大哥也在病床边,一直照顾爸爸的几位生活书店同仁,都默默而沉重地等待着那残酷的时刻。只有妈妈含泪,发出轻轻的抽泣声,问曾耀仲医师:“还有什么办法吗?”爸爸从来是妈妈的精神支柱,相依相守,如今支柱即将倒下,妈妈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了。她一直沉浸在悲伤痛苦中。
 
在病床上与家人的合影
    1944年7月24日,爸爸与我们永别了。在徐伯昕的遗物中有半张纸,记录着爸爸病危前口述的一些话,其中讲到妈妈,有这样的记载:“夫人沈粹缜与先生结婚二十余年,情感弥笃,先生常谓彼一生之成就,一半有夫人的贡献。”妈妈,听到爸爸的话了吗?“常谓”, 是不止一次地向友人诉说的意思。他在病床上还恋着你,感激你。你们一定会在天堂再牵手的!
 
CHAPTER 06
由香港去解放区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1947年5月,我和妈妈随同生活书店徐伯昕、胡耐秋等转移香港,在筹备中的韬奋图书馆的大量图书也运往香港。1948年底,地下党潘汉年、连贯等授意一位我们熟悉的朋友王健,护送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儿张国男、儿子李国友,萨空了的女儿萨苦茶、萨苦荼姐妹俩,我和母亲,还有张冲的女儿张潜这批家属同船去解放区。
    在船上还真发生了一场有惊无险的小插曲。王健任务在身,警觉地发现一个陌生人,手里的一张纸上写着“马叙伦、李公朴”几个字样。他很快示意把我们从甲板赶到船舱去。有两个女警察在检查李伯母的行李,查出一个空镜框,从框后查出一张李伯伯的底片,周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那陌生人不就是要找李公朴的家属吗!女警察问李伯母:底片上的大胡子是谁?李伯母答:是我公公。警察居然没有觉察出问题。她们想不到面前的中年妇女就是底片上大胡子的妻子,想当然相信了“公公” 是中年妇女的长辈, 没有多追究。也许那时香港还属英国人管辖,警察对进步人士或共产党不那么对立。船到天津,我和妈妈被新的联系人接走去了北平,在我大姑母家落脚。原计划要去石家庄或张家口,北平城外炮声响,不能走了,和北平城老百姓一起见证解放,迎接解放,翻天覆地的大解放。我们的家从此也结束了颠沛流离、妻离子散、担惊受怕的生活。很快,离别了七八年的二哥,从延安到北平,找到了妈妈和我,大哥也有了音讯,1948年与二十多位优秀青年为国去苏联深造。多年分离的牵挂、思念不再飘渺,新生活开始了。
 
CHAPTER 07
当一名脚踏实地的“编书匠”
    1944年6月,爸爸在上海患癌症去世前,由他的亲密战友、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亲笔记录的“遗言记要”曾叮嘱:“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伦敦购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经济史与马恩全集,盼能保存于将来创立之图书馆中,以留作纪念。”这份手书遗嘱中,对家事有较具体的交代。关于我,写的要比两个哥哥多些文字。爸爸是这样嘱咐的:“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我)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尚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我很明白,父亲当时不想让我“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是因为我自幼生病体弱,写文编书是很费心力的,不仅清苦,还要担风险。但看得出,父亲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期盼“后继有人”的。
 
遗言记要
    生活书店在香港时,曾在英皇道租了一间宿舍。房间较大,隔出卧室后,其它绝大部分用于安置准备办图书馆在上海征集来的一大批书。靠墙几个书架上放的,就是爸爸流亡国外期间买回的外文版珍贵图书。因为爸爸遗言交办过,这些是他心爱的书,所以我和妈妈都特别在意。其他书只好在地板上垒迭起来,几乎堆满房间所有面积。我和妈妈都参加了图书登记工作。我那时已有了阅读能力,惊喜自己竟能在家“坐拥书城”。于是,兴趣盎然地读完了巴金的《家》《春》《秋》和《红楼梦》等中外经典名著,引起我对文学的极大兴趣,奠定了我往后作编辑的文化根底。
    我通过自学,曾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了近三十年编校;离休后,又在十二位前辈倡议下组建了韬奋基金会,全力为父母编了二十多年的书。我编的书相继问世:1984年出版了《韬奋著译系年目录》,1985年出版了《忆韬奋》。2005年在爸爸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把编了10年的三卷本近140万字的《韬奋年谱》,敬献给了亲爱的父亲,献给所有怀念他的友人和新一代读者。2014年我为妈妈编著完《别样的家书》后欣慰地想:“这是我一生编的最后一本书了。”今年爸爸诞辰120周年前夕,我又为由三联再版的《忆韬奋》重新写了前言。
    许多人都注意到爸爸为我们三个子女起名时,都特意加了个“马”字作偏旁,即嘉骅、嘉骝和嘉骊。有人猜想,韬奋大概希望,子女个个都能像匹良马,奋蹄前奔。后来哥哥们出于事业需要,相继改了字或名,我属马,就保留了原名。我自认为没有父亲那样骁勇的斗志和才智,只是名普通“编书匠”,虽谈不上“奋蹄前奔”,却也算“脚踏实地”吧!
    爸爸也许没有想到,女儿传承了他的编辑事业,并坚守至今。爸爸的在天之灵,可以“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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