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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40—1945》新书首发暨专题讲座昨举行(2021年12月12日)
    昨日,我馆与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联合举办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40—1945》新书首发活动在中版书房长宁店召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巴金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我馆馆长赵书雷出席首发式并做“为文化艰苦奋斗的生活书店”专题讲座。
 
嘉宾左起:周立民、陈子善、赵书雷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40—1945》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的第四辑,也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最后一辑。本册时间跨度自1940年5月29日至1945年3月24日,收入了生活书店第六届理事会会议记录,第六届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六届理事会、人事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议记录,第六届理、人、监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记录和渝桂区联席会议记录,社务结束会议记录,新机构委员会会议记录,内地区管理处、社务结束会、新机构起草会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内地区管理处会议记录,附录选取的馆藏文献和信函,还原了生活书店从全面鼎盛时期的56家分支店,横遭诬陷和摧残,只剩下重庆分店的真实记录,也见证了抗战胜利前夕,生活书店是如何在至暗时刻,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折不挠、英勇抗争的奋斗历程。
 
独树一帜的文化机构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生活书店在20世纪中国的出版史和文化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好的思想还是好的文化,传播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了解文化。而生活书店就是这样一个面向广大青年,面向广大对知识渴望、对思想渴望的青年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书店,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当时有很多书店都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都在为文化建设做出努力,生活书店就是其中一支,而且这一支越来越壮大,最后成为今天大家熟知的、读者向往的三联书店。
 
周立民
作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中国的近现代民营出版机构可分两种,一种是资本家经营的出版社,另一种是文化人直接参与的同人出版社。现在能够被大家记住或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几乎都是以文化人为主的中小出版机构。文人主导的出版机构重文化、重交情、重视出版物本身的文化品位和质量,这些都是优点。当然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那就是文化人不太懂经营管理。
    在中小规模的书店里以现代企业精神来管理出版社的,生活书店算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代表。从出版的这套会议记录里可以看到,邹韬奋等人在生活书店的创办初期用的就是现代的管理方式。比如,书店有理事会、人事会、监察委员会,还有书店同人组织的同人自治委员会,显示出一个非常健全的出版社体制。开会时,讨论的问题从生产经营到员工的福利待遇,甚至还有书店文化。同人自治委员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文化的建立和发展,这具有很先进的管理和出版理念的。所以,“老三联人”包括他们的二代三代还是团结得很紧密,这与生活书店的企业框架、核心文化理念有紧密关系,在书店里工作过的人都有一种归属感。
 
艰苦环境下的文化坚守
赵书雷
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
    中国的近现代出版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出版人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做出版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像张元济、陆费逵这样的近现代中国出版大家,他们是第一流的学者也是第一流的出版人,他们想做的其实是教育强国。张元济先生就曾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所以,他们的出版物确实是非常有救国情怀和理想的,希望能够唤醒民众启蒙救亡,这个理念一直贯穿在我们近代出版历史的全过程中。
    生活书店也是如此。用了各种办法来出版进步书籍,包括使用伪装封面出版革命书籍,以“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的名义推介马恩经典著作。邹韬奋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他做进步出版是有危险的,因为是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上海。事实也确实如此。
    抗战全面爆发后,生活书店的生存条件非常艰苦,纸价贵,大后方印刷机械奇缺,工人也没有,另外各个分店的损失又很严重,但是根据理事会、人事委员会讨论的记录来看,对于职工的待遇还是很优厚的。遇难员工配偶可支取半薪,直到孩子满18岁为止;有一个分店经理明显不称职,5月份决定停职,但薪水仍发至7月,对职工的实际生活困难很照顾。
 
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内人事记载
    这一时期,生活书店还要面对国民政府的步步紧逼,遭到全国性的封店、扣货,甚至是抓捕。当时的邹韬奋还是国民参政议员,但是照抓不误,查禁格外严厉。短短的半年时间里,56家分支店就关掉了55家。
 
周立民
作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抗战初期,书的印刷条件、发售条件、运输条件都不行,这个时候生活书店在全国能发展到56家分支店,到今天看来是个神话。许多现代文学的书、小书店出版的书,版权页上写着“全国总经售:生活书店”,可见其销售渠道之广,这也是生活书店强有力的经营能力的体现。
    现在,提到前辈们的传奇时,经常有一个误解。我们把其中光彩夺目的部分拿出来,却忽略了当时环境。仔细看看会议记录,那是一个糟糕无比的时代。在民族存亡的危机边缘,饭都吃不上,大家哪儿有功夫买书?有几次会议讨论本来应该年底加薪,但实际情况不允许,还要减薪。尽管这么难,但生活书店决议对于遗孀、孩子的优待不能变。有几个从初创时期就一直跟随韬奋的骨干员工要辞职,邹韬奋为此写了两封信,当时的心情很是伤心。所以,翻开这本会议记录,看到的不是条条框框,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故事,以及一个个前辈在艰难困苦中努力前行的身影。他们的坚持和成就,是因为他们心怀信仰,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文化责任感,他们相信经过长期的努力,会对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

 
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内关于津贴调整的记录
 
赵书雷
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
    韬奋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后,萧军就写文章说,他在延安遇到的进步青年,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受到过韬奋先生影响,邹韬奋是当时青年们的导师。
 
周立民
作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尤其生活书店的这么多分店,实行开架售书,很多进步青年知道在这里能看到红色书籍、革命书籍,都到书店来看书。在书店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现代出版人的学习范本
 
周立民
作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生活书店十分注重人才培养。邹韬奋明知道在战乱环境下出版左翼书刊有危险,为什么还坚持出版?读一下《韬奋全集》后几年的记载就会了解了。因为继续坚持出版,很多作家就能继续生活下去,就能继续写作。在战乱时期生活书店预支了不少稿费,这是许多作家的生活来源。另一个原因是韬奋认同了民族的发展方向,所以他才有信念,冒着风险也要出书,他要把中国的青年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赵书雷
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
 
    韬奋先生大学毕业后做过英文老师、纱布交易所的秘书。后来《生活》周刊做得非常好,他年纪轻轻就有很好的生活条件。照理说,他完全可以选择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必妻离子散,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版。但是为了把青年唤醒,引到正确的潮流上去,他依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周立民
作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我真的觉得做现代出版的,应该把一些老文化人的回忆录、还有像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这样的出版史料读一读。当年出版人的境遇异常险恶,在这些书里有非常多的细节,虽然各方的条件都不理想,但大家发挥智慧,想尽办法把文化事业继续做下去,这是值得钦佩的。
 
赵书雷
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
    除此之外还有情怀。做编辑、出版还是要有情怀的。虽然编辑不是一个高薪行业,但是它的影响很大。陆费逵先生说,国家要进步,教育就要进步,教育要进步,出版也就要先进步。我们虽然是个小小的事业,可是有大大的情怀。
 
重庆三联分店周年纪念合影(1946年)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生活书店的光辉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而生动地看到,在整个20世纪,这批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出版人,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的,对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来说,这些前辈是怎么走过来的,可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你现在看一些庸俗的电视剧,就是打打闹闹,就认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是大家的误解。
    这批人在那个年代埋头苦干,身体力行把出版搞好,目的是为了让青年人受益,这样,他们就会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追求一个做人的尊严。生活书店,或者像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的出版机构,他们确确实实是在做出版,真正地为出版竭尽全力。正是这些出版社的坚持,才有了那些年出版业的辉煌。幸好生活书店为我们留下了这么珍贵的文献档案,有些出版社背后具体的细节可能我们不了解,也没办法了解,但是我们知道了他们是怎样艰难地走过来,虽然艰难但是他们仍然走得很从容。这批人真是了不起,他们为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延续或者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们的具体做法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终极关怀是一样的。从这点来讲,我想我们今天做出版的应该学习,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但是这个精神还是可以坚持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面对现在出版行业的新形式、新状况,这些老前辈会怎么处理呢?这就很有意思了。
 
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第三次联席会议签名页(1941年1月14日)
 
珍贵文献档案深藏研究价值
赵书雷
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四辑是按年代分别出版的,从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生活书店是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规范做的组织架构,而且把整体运行过程可以说是细密如一的原样保留了下来。此外,我们把馆藏的很多档案作为附录出版,精心挑选了许多照片作为插页,这些档案和照片不少是首次公布。这一套四册书不光是生活书店的历史记录,也是我们国家近代史最困难的一段时期里,出版史、文化史和一代出版人的详尽的记录。
 
生活书店吉安支店同仁合影
(左起:张又新、许觉民、张明西)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套档案能够保存到今天很不容易,把它影印出来更是很难得。1940—1945年期间,生活书店会议记录里不断出现生活书店重要参与者茅盾,然而茅盾自己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没有展开来谈这段经历。因此,这份会议记录的珍贵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如果以后要写茅盾传记或者重新写个茅盾年谱,必须要提到如某年某月某日参加生活书店的一个什么会,就可以在这套书中找到详尽的记录。
 
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内注明茅盾任职编委
 
周立民
作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其实出版史的研究是很困难的,因为出版史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成果就是出版书籍本身,但是这个书的运作过程并没有展现在大家面前。如果没有可靠的档案,书的编辑过程,发行和流转过程,我们永远也说不清楚,所以生活书店的会议记录给出版史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对于现代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很难再找到这么完整且活生生的记录了,这就是这套书的价值所在。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中所蕴含的信息,就如同一座富矿,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张仲实等领导的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对韬奋与生活书店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对同一时期出版史的研究亦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对当今的出版管理、经营和决策也有借鉴作用,已成为近年来举办的韬奋学术研讨会上的新热点。
    明年是生活书店成立90周年,我馆还将推出《生活书店会议记录》四辑的排印本,敬请期待。
    因疫情防控需要,昨天的专题讲座还在线上同步进行了直播,有24169人参与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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