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同一天，江苏高等法院送达“七君子”案裁定书一件，据原文，被告“七君子”羁押已满三月，“证据尚未调查完备，尚有继续羁押之必要”，将继续“延长二月”。此时，身陷囹圄的爱国七君子心系国难，坚决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7月11日和7月27日，韬奋分别题写下“努力救国”和“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

7月31日，“七君子”被交保释放，结束243天牢狱生活。“八一三”淞沪会战后，韬奋拜访马相伯时表示，要“创办一个刊物”，他认为，抗战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到底！所以，这个刊物就叫《抗战》。

8月19日，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创刊。因受上海租界当局干扰，一度停刊和更名《抵抗》，第30期起迁武汉出版。至1938年7月3日止，共出86期，后与《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抗战》三日刊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创办的大批抗日救亡刊物中的佼佼者，它以宣传抗日救亡为核心，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引领无数爱国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去年底，我馆再携手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抗战》三日刊，重新编制了总目录和作者索引，并增补了一些照片、书影等资料，希望向读者传递爱国、团结、奋斗的力量。86年后的今天，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特刊该影印本前言，悼念同胞，永怀先烈。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刚被释放出狱，便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的新战斗中——着手创办一本新刊物。他认为，抗战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到底，所以，这个刊物就叫《抗战》。

邹韬奋先生（1895—1944）

经过五个昼夜的努力，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出版。创刊号上，主编韬奋和张仲实、金仲华、郭沫若、柳湜、钱亦石、沈兹九、无患、冯玉祥发表了社评、随笔，并介绍战争常识，用诗歌鼓舞士气。创刊号上没有提及具体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但在倒数第二页上，专辟豆腐干大小位置，以“编辑室”名义宣布“本刊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

邹韬奋和金仲华、沈兹九、钱俊瑞、张仲实

（前排从左至右）途经广西举行讲演会时合影

与韬奋此前主编的其他报刊相比，《抗战》三日刊的生命力并不长久，却是发行量最大的——最高时达30万份，足见其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共面世86期的《抗战》三日刊，曾因上海租界当局的干扰，先后经历过更名为《抵抗》（9月9日第7号至11月13日第26号）、停刊一个月（11月24日至12月22日），以及迁往武汉出版(从12月23日第30号起)的种种遭遇。作为一份宣传抗日救亡、介于日报和杂志之间的小小刊物，它虽时运多舛，但“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在抗战初期起到了民众动员的重要作用。

《抗战》三日刊原刊书影

1984年，韬奋逝世四十周年之际，上海书店曾按原刊原貌，影印该刊，后附总目，为抗战期刊和韬奋著作的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我馆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重新影印这份曾在上海和武汉的纷飞战火中唤起民族觉醒、号召民众抗战的刊物，意在纪念抗战胜利，并追忆韬奋先生和他创建的生活书店，从而更好地发扬“韬奋精神”和他倡导的“生活精神”，为新时代出版事业砥砺奋进助力。

新版《抗战》三日刊影印本，重新编制总目录冠于书前，展现总共一千一百余篇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名，另外增补了一些照片、书影等相关史料。此次特意增加了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的著者索引，则意在以“统计”的方式，反映存续不到一年时间的《抗战》三日刊，是集合了330多位作者，以三天出一期的频率倾囊倒箧的。邹嘉骊感慨：“《抗战》三日刊的这支作者队伍，称得上是‘隐蔽战线上的文化大军’。”作者包含社会活动家宋庆龄、何香凝、钱亦石，“七君子”李公朴、沈钧儒、史良、章乃器，军界要人冯玉祥，文化大家茅盾、曹聚仁、郭沫若，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潘汉年，以及胡愈之、张仲实、金仲华、胡绳、杜重远、金端苓、钱俊瑞等生活书店各刊物的撰稿人、编委、主要负责人。韬奋的文章最多，署名“韬”和“韬奋”的文章共192篇，还不包括他以“落霞”等为笔名的撰文。金仲华是仅次于韬奋的高产作者，共93篇，平均每期至少一篇。章雪峰《韬奋与〈抗战〉三日刊》一文提及《战局分析》是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除第1号没有署名，第86号署名‘胡绳’以外，战局分析文章均为金仲华所撰。……特别是战局分析后所附金端苓手绘地图，直观明了，对于帮助读者理解文章内容大有助益”。金端苓为金仲华胞妹，《抗战》三日刊上有她创作的29篇战局形势图和图解等。

金端苓绘制的抗战战场形势图

1937年12月29日第32号上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来件《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这是韬奋与《抗战》三日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的政治影响。事实上，1932年7月1日生活书店成立后不久，即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领导。抗战开始后，在汉口和重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后来的南方局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生活书店尤其受到周恩来及南方局其他负责人的重视、关怀和直接领导，成为党在国统区一个有力的宣传出版机构。据《抗战》三日刊的编委、作者张仲实在《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段》一文中记载，1937年11月，他和金仲华、金端苓、钱俊瑞、沈兹九等人随生活书店总店内迁武汉，一个月后与同样辗转而来的韬奋会合，在汉口文化街“金城文具公司”楼上继续出版《抗战》三日刊。此时周恩来作为党中央代表也到达武汉，随行者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潘汉年、凯丰等党内负责同志。他们指导地下活动和统一战线的开展，也指导郭沫若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其中潘汉年常去“金城”共议时局，“确定《抗战》三日刊下期主题，并为这个刊物撰写时评文章”。潘汉年、郭沫若都是《抗战》三日刊的作者，潘两个月间发表文章12篇，从9月3日第5号的第一篇《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起，到11月9日第25号最后一篇《艰苦的任务》，始终呼吁“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团结与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拥护抗战到底”。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载《抗战》三日刊第32号

1938年2月，在张仲实的引荐陪同下，韬奋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于工作、生活、家庭方面得到了周的关心与支持，深感温暖和钦敬。韬奋曾坦言：“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在张仲实的“回忆片段”里，韬奋撰写时评遇到困难时，先想到向周恩来请教，而周恩来总是谦虚地一起讨论，共同分析，一道结论，并字斟句酌地为他修改文章；周恩来还关注韬奋的事业，经常挤出时间阅读他的著作和他主办的刊物，给予很高评价。这些都让韬奋多次对张仲实坦言“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韬奋之女邹嘉骊讲述过一段小插曲：有一次，韬奋对周恩来表达，自己周围有很多作家、很多科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结果周恩来笑着说：“你是宣传鼓动家。”

同时，《抗战》三日刊也陆续报道了八路军在敌后战斗的胜利成果，甚至发布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政绩。韬奋还邀请周恩来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不加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之后，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武汉生活书店门市部和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他为书店同人作报告，讲抗战形势，并慰问、勉励大家，鼓舞抗战斗志。为积极宣传抗战、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领导人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凯丰以及吴克坚、戈宝权等，都曾到生活书店演讲。

1937年生活书店汉口分店和重庆分店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也在《抗战》三日刊上留下两篇重要文章，均发表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一篇是1937年9月26日第12号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篇是11月6日第24号的《两个“十月”》。1938年7月3日，《抗战》三日刊迎来最后一期，即第86号，末页刊登了一则书讯：7月7日将与沈钧儒、李公朴创办，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出版联合特辑《抗战一周年》。至此，《抗战》三日刊正式与《全民周刊》合并，开启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的新篇章。

宋庆龄撰文《两个“十月”》，

载《抗战》三日刊第24号

没有系统阅读过《抗战》三日刊的读者很难想象，它是如何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宣传抗日救亡为核心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又是如何代表进步文化的工作方向，引导无数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新版影印本中相信可以找到答案。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一直致力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通过书刊的出版发行，团结着进步的作家和翻译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有着启蒙意义；《抗战》三日刊同样团结了一大批出版人才，他们大多成为了新中国建设事业尤其是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我们在纪念生活书店创建90周年的时刻，希望借由《抗战》三日刊向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传递爱国、团结、奋斗的力量。

1984年版《抗战》三日刊影印本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生活书店总编辑、《抗战》三日刊作者胡绳所作序言，在当时和当下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此次出版予以保留，以示对前辈的敬意和怀念。邹嘉骊女士虽然已是93岁高龄，仍为重印事宜出谋划策，并给予切实中肯的意见与建议。韬奋基金会的厉燕华、曹俊德、林静同志为影印本总目录和索引的编制提供了无私帮助。上海书店出版社再次与我馆携手合作，于各方面工作提供保障与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绳在当年的序言里写道：“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刚从狱中出来的韬奋如何精力充沛地走上抗日救亡的舆论前线，也可以看到抗日战争初期的复杂形势和当时从人民群众中掀起的救亡运动的热潮——在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群众力量是抗日战争能够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八年取得最后胜利，为中华民族打开生路的基本因素。”这正是我们的初衷与目标，与读者诸君共勉。

《〈抗战〉三日刊》（全2册）

邹韬奋 主编

重印前言

邹韬奋同志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深受广大读者爱戴的一个革命的著作家和出版家。他通过他所主持的书店、所编的刊物、所写的大量文章联系了广大读者，成为当时人民爱国运动的领袖之一。

韬奋在1926年开始主编《生活》周刊。在《生活》周刊的初期，他的思想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范畴。它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为了探索民族的出路，他认真地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群众的抗日运动高涨。韬奋热诚地回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且确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为中国找到出路。他从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他也以自己所找到的真理影响了众多的读者，影响了一代的青年。韬奋是在爱国主义基础上探索前进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群众之所以爱戴韬奋，不仅因为他的言，而且也因为他的行。他坚持真理，勤勤恳恳地工作，不屈不挠地斗争。如果他向反动势力在原则上妥协，他就不难作为社会名流而取得荣华富贵。但这是他不屑做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主张团结、民主、进步、抗战到底，因而为国民党统治者所不容。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间，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只能隐姓埋名地过流亡生活。他在1944年在流亡中病逝于上海。那时他只有五十岁。

韬奋所主持的分布在各地的生活书店在1941年国民党统治者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时，几乎全部被封闭。他一生先后办了许多刊物（有些是他和他的朋友合作办的），无一不是为国民党统治者查禁和压迫而停刊。在抗日战争前夕他和沈钧儒、史良、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一起被捕。这就是有名的爱国运动领袖“七君子之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才被释放。韬奋在出狱后半个多月立即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这个刊物先在上海出版，继移到武汉，又与柳湜同志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成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后来移到重庆时，改出周刊。《全民抗战》出版到1941年生活书店遭到全面迫害时，也被迫停刊。

现在上海书店把《抗战》三日刊影印出版。今天的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刚从狱中出来的韬奋如何精力充沛地走上抗日救亡的舆论前线，也可以看到抗日战争初期的复杂形势和当时从人民群众中掀起的救亡运动的热潮——在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力量是抗日战争能够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八年取得最后胜利，为中华民族打开生路的基本因素。今年是韬奋同志逝世的四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卓越的爱国者，为了保存抗日战争初期的史料，重印《抗战》三日刊是很有意义的。

                                         胡绳

198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