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十个国家公祭日。韬奋作为我国首批公祭烈士名单中唯一的新闻出版界人士，以犀利之笔铸丰碑，指引无数青年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鼓舞亿万抗日军民战斗到底，成为抗日救国中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如周恩来先生所说：“韬奋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他指引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馆选取“一二·九”学生运动亲历者，受韬奋指引而踏上革命之路的爱国青年陆璀所作的文章，以盼吾辈青年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陆璀

邹韬奋先生引导我

走上革命之路

和我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邹韬奋先生的。他是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记者、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一位从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者的典范。他主办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尤其是他本人写的大量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有着极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同志1945年所说：“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我正是在韬奋先生办的刊物、在他本人写的文章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韬奋先生是我思想上的启蒙者和导师。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国耻”、“国难”声中度过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却又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侵略我国、为所欲为地凌辱我国人民，我的祖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惨案”迭起，“国耻”如麻，在我童稚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我从小就知道要爱国；对于“毋忘国耻”、“打倒列强”的口号，是印象很深的。但我不知道怎样爱国，怎样才能救中国。

1931年暑期，我早早地就毕业于苏州振华女中。我考取了燕京大学，但却因母亲有病，不得不辍学在家。我觉得家居生活十分无聊，心情非常苦闷。就在这时，我在一个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一份《生活》周刊。翻阅后，立刻就为它丰富多彩的、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和它的独特的风格所吸引。从此，我就开始阅读《生活》周刊，每期必读。

《生活》周刊本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一份刊物，目的是宣传职业修养。自从韬奋先生接办后，就把它办成了对广大青年进行指导的刊物。他把内容扩大到一般时事和社会问题，增加了时事评论和多种富于知识性、趣味性的材料，把刊物办得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亲切感人。它像一块磁石似的，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我特别赞赏和钦佩每期上都有的“小言论”，那都是韬奋先生亲自写的。内容多半是抨击时弊，为不公正现象鸣不平，提出自己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见解。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而又平易通俗，富有感情。我又喜欢看它的《读者信箱》专栏。这是韬奋先生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主要渠道。我看到，读者们把韬奋先生和《生活》周刊，看作是最好的老师、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个人的求学、就业、家庭、婚姻、恋爱等等，什么心里的话都写信向韬奋先生和《生活》周刊倾诉、求教。韬奋先生对待这些读者来信的态度，真是满腔热情，认真负责。他都经过周密调查、研究，然后给以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诚恳真挚的答复。我从《读者来信》专栏里一封封诚挚动人的回信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编者那一颗对人民、对青年的火热的心。韬奋先生就是用他这颗火热的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和爱戴，被认为是读者完全可以信得过的良师益友。这从《生活》周刊的销路从原来的二千多份猛增到十万多份就可以看出。

《生活》周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生活》周刊的立场和言论也出现了飞跃——从一般的“为社会服务”，明确地站到了民族与人民大众的立场。在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第6卷第40期上，他一连发表了三篇“小言论”和一篇“对全国学生献上一点意见”，都是呼吁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一致抗日的。在这期的《本周要闻》栏内，他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不自知是血是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写道：“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引自《七君子传》一书中的《邹韬奋传》）从此以后，《生活》周刊就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了。

“九·一八”事变，日寇强占我东北，也使我满腔悲愤。我从《生活》周刊上看到有很多学生赴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我多么想参加他们的队伍！但我因辍学在家，无法参加，心情十分苦闷。后来，知道学生赴南京后受到了残酷镇压，感到十分愤怒。怎么办？出路何在？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这段时期，《生活》周刊几乎是我唯一的老师。我从它那里了解时局动态，学习如何分析问题，并寻求问题的答案。

《生活》周刊为马占山将军募捐相关报道

“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全国人心振奋，我也感到热血沸腾，《生活》周刊发起为十九路军征募慰劳品。我就积极响应。

这以后，我感到我还没有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于是下定决心，要去参加十九路军，参加抗战。不料那时大批的伤员从上海涌往苏州，而从苏州到上海的交通已经中断。不得已，我只好到母校振华女中去暂时住下，和同学们一起去医院慰问伤兵，给伤兵喂饭，写家信。两三天后，我父亲就赶到了学校，我只好跟父亲一起回家了。

由此，我感到心情沮丧，觉得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空有爱国热情，却无报国之道。怎么办？出路何在？于是我鼓起勇气，像《生活》周刊的许多读者一样，写信向韬奋先生这位良师求教。果然，我得到了他十分诚恳的回信。信中对我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又委婉地分析了“一·二八”以后的复杂局势，指出以后尚需大家继续努力，来日方长。他又帮我个人着想，既然母亲有病，不愿我远离，不妨就近选择一个大学入学，这样，自己既不会荒废了学业，又安慰了母亲的心。这封信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鼓舞，好比一盏指路明灯，使我在黑暗中找到了出路。于是，我就报考了春季招生的苏州东吴大学，并在那里就学了。

在东吴大学，我被选为女生会会长。《生活》周刊发起募捐，支援在黑龙江率部抗日的马占山将军和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我动员东吴的女同学，每人捐出早餐中的馒头，得到全体通过。我自以为这办法很好，既不用大家掏腰包，又可以集腋成裘，凑成一笔捐款。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号召全体男同学也捐出早餐中的馒头，并请同意的男同学签名。出乎我天真的意料之外，签名的竟只有寥寥五人！碰了这么个钉子，我大为失望，不知所措。幸而学校当局为我“解围”，同意从学校伙食费中设法节约出三百数十元，寄往《生活》周刊社，转交东北义勇军。虽然也算尽了一点心意，但我还是闷闷不乐，于是我又写信向韬奋先生求教。韬奋先生又给我写了诚恳的回信，说我这是“光荣的孤立”，但又说，这并非说明男同学不爱国、不热心，而是因为他们不比女同学，早餐中如果没有馒头，只有稀粥是吃不饱的。我这才恍然明白自己的幼稚可笑，考虑问题是多么简单！韬奋先生劝我不要灰心，并又一次感谢我对《生活》周刊募捐抗日的支持。从此，我每逢生活中碰到什么疑难问题，就写信向韬奋先生请教，而韬奋先生也总是给以诚恳的、有说服力的答复。

在韬奋先生的鼓励下，我继续阅读《生活》周刊，并把它介绍给同学们。随着韬奋先生思想的不断向进步的方向转变，我的思想也步步提高。

虽然我比韬奋先生入党要早好多年，但从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和入党前的经历来看，从我思想的发展来看，我认为韬奋先生确确实实是我的启蒙者和导师。我永远感念他。

虽然如此，我和韬奋先生却只有神交，没有见过面。直到1936年的3月，我被北平学联派到上海去筹备成立全国学联时，才在救亡活动中认识了韬奋先生。初次见面，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韬奋先生待人接物的诚恳热情、坦直真挚、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一切似乎都在我想象之中，而又超出我想象之上了。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韬奋先生立即起而响应《大众生活》用大量篇幅和照片报道了运动情况，韬奋先生亲自连续撰文，热情赞扬和全力支持学生救亡运动，称之为“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认为“这个运动实在是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之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当时《大众生活》的销量突破16万份，为当时所有刊物之最。它对学生救亡运动的热情支持，当然对我和我的同学是极大鼓舞。顺便在这里说一下：1935年12月21日《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封面和封底，用的是我在“一二·九”运动的当天，在西直门外一个站台上，手执大号筒向学生和市民群众讲话的照片。当时韬奋先生并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谁，只是收到有人给他寄来这两张照片后，觉得它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就采用了它，并且在封面上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谁也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竟成了“一二·九”运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照片之二，被后来的有关书刊和展览广泛采用。可惜，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两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谁，虽然署名“万里”，但显然这并非他的真姓名。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封面人物陆璀

《大众生活》声援“一二·九”运动

韬奋先生除了在舆论上鼓吹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外，还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成为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之一，从而更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大众生活》于1936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同年11月23日，韬奋先生和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会的领袖一起被国民党政府悍然逮捕，这就是有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狱。那时，我已被全国学联派遣出国，和陶行知先生一起，正在美国宣传抗日救国。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陶行知先生和我也动员美国文教界和华侨中的知名人士联名声援和营救。但他们终于还是在七七抗战爆发后，才被交保释放。韬奋先生等“七君子”宁死不屈的爱国壮举，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这一代青年。

我再次见到韬奋先生，那已是抗战时期，1940年在重庆。那时他除主编《全民抗战》三日刊和主持生活书店的工作外还正在积极为争取民主和实施宪法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很快就去了延安，去了新四军。关于韬奋先生的最后消息是：他历经坎坷和颠沛流离，到达他向往已久的苏中解放区后，因得重病，不得不折回上海就医，终于为痛苦的耳癌所折磨而于1944年7月24日病逝于上海。我那时在苏北。闻讯，悲恸之极，不能自制，禁不住发出“斯人而有斯疾也”的哀叹。

爱国七君子合影，右一为韬奋

韬奋在狱中

根据韬奋先生的遗愿，中共中央决定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引以为荣。

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他指引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周恩来）。我在他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毛泽东），“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中共中央唁电中语）。

（本文略有删节，选自陆璀《邹韬奋先生引导我走上革命之路》，原载1993年8月《中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