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年初，读书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生社”）在上海诞生。它的前身是一本叫作《读书生活》的刊物。在抗战中，读生社担负起革命出版工作的重任，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1948年10月，读生社在香港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合并成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全新的姿态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值此读生社成立90周年之际，我馆公众号将推出系列微信，陆续介绍读生社的建立、发展、同人和出版物，与读者们共忆烽火中的出版故事。

PART.1

从一间阅览室开始

九十多年前，中国的革命力量正遭到严重摧残：东北沦陷，大批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在这白色恐怖的政治阴影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毅然约请进步人士李公朴，在上海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向广大青年、职工输送进步文化食粮。

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阅览室

1934年春，由于读者需要，李公朴经史量才同意，在《申报》第七版开辟一个“读书问答”副刊，由柳湜负责。副刊切实解决读者在学习上、生活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为读者推荐读物、介绍各种知识、指导购书等，不仅成为社会科学通俗化的传播工具，还加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主义等政治宣传，并吸纳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新成员，逐步转变为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思想的阵地。

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

全体工作人员

前排左2起：曹伯韩、柳湜、夏征农、艾思奇、李公朴

政治形势愈发严峻后，为保护这一宣传阵地，李公朴等与史量才商讨主动停刊。1934年11月10日，继承“读书问答”原有宗旨和原班人马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创刊，成为大众化、通俗化的一支宣传突击队。

《读书生活》创刊号

《读书生活》第一卷第十二期

1935年12月，《读书生活》出到第三卷第一期时，在静安寺路斜桥弄（今南京西路吴江路）租了两间房子，自办发行，从而可以同读者取得直接联系，同时也学习和积累了发行书刊的业务和经验。为了使读者能读到质高价廉的书，打造一个作者之家、读者之家，经多次商议和筹备，在《读书生活》的基础上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用读生社名义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十分畅销，后改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再版，到1938年发行了10版，到1948年发行了32版，成为一直支撑读生社的畅销书。

《哲学讲话》1936年版

《大众哲学》1941年版

PART.2

在风雨飘摇中坚守阵地

“七君子事件”中，作为读生社社长的李公朴被捕入狱，《读书生活》半月刊及《大众哲学》等书刊也遭到查禁，建社时间不足一年的读生社受到了重大打击。在这紧要关头，幸经艾思奇的同乡、同学郑易里及郑易里的兄长郑一斋仗义而出，以三千银元接济读生社，并商定邀请同乡黄洛峰来沪出任经理，使读生社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坚守阵地，继续向反动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上海与内地的交通日趋艰难，读生社的发行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艰难时世中，出狱的李公朴和柳湜到华北前线慰劳军队，黄洛峰、郑易里二人决定将读生社西迁汉口，开辟新的阵地，上海则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工作，作为汉口的有力后盾。

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同人合影（1938年）

左起：刘田坤、孙家林、汪晓光、欧阳章、刘耀新、郑树惠、刘大明、黄洛峰、范用、陆家瑞

读生社从上海带来的几十箱书都是汉口缺少的，所以本地和外地的书店纷纷来批发和求购，业务也得以顺利开展，出版了《群众》周刊、《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

《怎样进行持久抗战》

周恩来等 著

1938年夏末，武汉已有不守的迹象，读生社原计划为中转上海印制出的书刊而南迁广州，无奈途中广州沦陷，只得迁往重庆。重庆除了印刷条件比汉口差，更有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出版事业越发厉害的迫害：没有审查过的书要抄查，经审查且在书上印了审查证号码的书，也照样查禁。为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社员们不得不另租房屋作秘密仓库、疏散存书纸型、分散住宿、警惕对外往来。

重庆读书出版社分社（1939年）

重庆三店职工参加书业界同人联谊会下乡宣传抗战（1939年）

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12月在延安与李公朴的谈话内容传到重庆后，给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同志极大的鼓舞。此后不久三家书店陆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封店、捕人，损失很大。1940年，周恩来同志约请三家书店负责人谈话，指出可以以民间企业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出版发行工作。1940年下半年起，读生社和生活、新知两家书店联合，先后派人去延安及晋东南、苏北敌后根据地开展出版发行工作，为敌后军民输送精神食粮。

太行辽县华北书店（1941年）

读生社西迁后，陆续于桂林、贵阳、昆明、成都开设了几个分社，在上海仍保持一个点，香港也设了一个点。当时上海点主要是利用较好的条件印刷书籍，香港点主要是转运书籍。各分社在反动派骚扰和查抄中坚持经营，致力于将进步书刊送到读者手中。“皖南事变”后，各分社陆续被封，社员被捕，最后仅剩重庆总社。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读生社社员大多散去各地，而留守重庆的社员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不论情况怎样险恶，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决不自行停业。

桂林分社（左）、昆明分社（右上）、香港办事处（右下）同人合影

PART.3

合并为三联书店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黄洛峰从香港转到桂林返回重庆。这时张友渔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指导生活书店工作，同时与黄洛峰也常有联系，商讨读生社出版书刊的问题。他们采取的方针是讲究斗争艺术，不丧失立场，进行合法斗争，不猛打猛冲，积极稳妥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这一时期不仅恢复部分刊物的出版，出书也逐渐增多，帮助广大群众认识国际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

当时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昕和新知书店的徐雪寒均未在重庆。黄洛峰返渝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书店组成员。三家书店的同志在抗战中结下了共同战斗的友谊，所以黄洛峰除了领导读生社工作，还要关心生活、新知两家书店的工作。三家书店负责同志商议，认为三家书店应团结起来，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业务上可有分有合，仍保持自己特色，在这样的基础上以三家书店为核心，全面开展出版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4年4月，联营书店总店正式成立，进而团结起了重庆的出版界。

抗战胜利后，三店在内战阴云的笼罩下筹划正式合并的方案，重庆三家分店于1945年10月22日召开三店全体会议，公布了《生活、读书、新知为合组重庆三联分店告同人书》，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新任务和三家团结合作的必要性，大大鼓舞了三店同人的斗志，各门市部改挂“三联”的招牌开始营业。为统一领导三店的工作，黄洛峰、徐伯昕、沈静芷组成了三联总管理处。在困难的条件下，读生社同人依旧坚持不懈，尽一切可能出书，包括重印《资本论》，成为当时出版界的一盛事。

重庆民生路三联书店分店（1946年）

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对进步文化进行更为严酷的打压。三店同人同进退，及时撤往香港，留守上海的范用等则转入地下，在艰苦简陋的环境下继续从事出版工作。1948年，全国胜利在望，三家书店根据党的指示着手全面合并事宜，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转到解放区，迎接全国解放。同年10月，读生社在香港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合并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由香港迁到北京，继续肩负传播先进思想的文化使命。

三联书店在香港成立（1948年）

右起：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

据《三联书店简史》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四百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二百种。”诞生于国土沦丧、民生凋敝之时的读生社，从一本刊物逐步发展成播撒先进文化的革命阵地，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并且本着“读生社是作者之家、读者之家”的理念，在多次围剿中始终传播真理、坚持出版、坚守阵地，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赢得了广大作者和读者发自内心的爱护和欣赏，也引导千万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考文献：

范用编：《战斗在白区 读书出版社1934—19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13页。

编辑：翟祎菲

初审：张霞 王嫣斐 沈一鸣

终审：馆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