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读书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生社”）在上海成立。从创立到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众多前辈的付出。他们在动荡的年代里守护着文化的灯火，传递着进步的声音。

读生社90周年系列今天推出第二期微信，通过六位出版前辈与读生社的故事，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李公朴

1902—1946

李公朴早年在沪江大学学习，后赴美勤工俭学，期间为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写海外通讯。1930年回国后，他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委托，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1934年，应读者需求，他在《申报》开辟了发行全国的“读书问答”副刊，以通俗形式传播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该栏目被禁后，他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1936年初，以此为基础，他与同人共同创立读生社，系统出版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使其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李公朴同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经常撰文发声，驳斥妥协言论，声援爱国运动。1936年11月23日，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领袖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次年7月获释。

1946年2月，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李公朴作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总指挥，在会场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力袭击。较场口血案震惊中外，各地纷纷集会抗议。同年7月，李公朴在昆明遭特务暗杀，在弥留之际用尽最后一口气说：“我为民主而死！”

黄洛峰

1909—1980

1927年，黄洛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留学日本期间投身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2月，在读生社最艰难的时刻，黄洛峰受命出任经理。他通过个别谈话、建立周会制度、承诺留用全体职工迅速稳定了人心，随后调整机构、明确分工，确立以出版马列著作和理论读物为主的方针，并计划恢复进步刊物出版。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黄洛峰带着部分人员及纸型、存书西迁汉口，开辟新阵地。在武汉，他积极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得到党的直接领导。即使在战时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黄洛峰仍坚持按月预付版税，全力支持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资本论》，最终推动这部巨著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38年问世。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黄洛峰遵照党的指示，将书店划分为三条战线，采用更灵活方式坚持斗争，并积极参与生活书店、读生社、新知书店三店合并的筹备工作，为进步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柳湜

1903—1968

柳湜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3年获释后，他经《申报》“自由谈”主编介绍，到读书指导部工作，负责主持“读书问答”副刊。他注重联系实际，切实解答读者在学习上、生活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使该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帮助读者明白怎样读书，读什么书才是真正有益、正确的。

读生社成立后，柳湜担任出版部主任并兼任经理。其间，他主编了《大家看》半月刊，该刊面向识字不多的读者，每期以短文、诗歌、图画等多种形式编排，是一本真正做到了通俗化的刊物。

“七君子”事件后，读生社处境艰难，柳湜与艾思奇、郑易里等人共同努力，稳定社务，并在随后成立的董事会中担任总编辑，持续推动出版社的工作。期间，他还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参与创办《全民周刊》并任主编，后将该刊与韬奋主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

1940年10月，柳湜受党组织派遣，作为读生社代表，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的代表一同前往延安，参与创办华北书店，在抗日根据地继续开展进步文化工作。

艾思奇

1910—1966

艾思奇自幼喜爱哲学，曾两度赴日留学。面对日本侵华行径，他毅然弃学回国，投身抗日救亡。1934年，艾思奇经党组织推荐进入《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工作，以笔为武器，从事理论战线的斗争。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读书生活》创刊后，艾思奇担任编辑，在“哲学讲话”栏目连续发表24篇文章。他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将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给普通读者，成为劳苦大众认识世界、改变命运的思想武器。

1936年，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取名《哲学讲话》，第四版起更名为《大众哲学》。这也是读生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至1948年，《大众哲学》共印行32版，成为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书”，启迪了无数追求真理的青年。

在《读书生活》遭查禁、出版社资金困难时，艾思奇积极奔走，联合同乡郑易里、同学黄洛峰筹措资金，并邀请黄洛峰出任经理，帮助出版社渡过难关。他还倡议读生社支持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资本论》，为 1938年《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奠定基础。他还与郑易里合译《新哲学大纲》，进一步丰富了进步思想传播载体。

郑易里

1906—2002

1928年，郑易里在日本留学期间因济南惨案毅然退学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转移至上海后，他与好友艾思奇重逢，二人合译的《新哲学大纲》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广受读者欢迎，也由此开启了他与读生社的不解之缘。

1936年底，读生社陷入资金困境，郑易里商得其兄郑一斋支持，出资三千元，并与艾思奇、黄洛峰等人共同筹措资金，推动出版社重组，聘请黄洛峰担任经理，使事业得以延续。此后，他担任读生社董事长，持续参与社务。

1939年上海进入“孤岛”时期，政治书籍出版环境日益严峻。为坚持进步书刊的出版传播，郑易里先后以辰光书店、鸡鸣书屋、彗星出版社等多个化名，秘密组织出版并向前后方输送书籍，在危难时期为出版社的文化坚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范用

1923—2010

范用于1938年进入读生社开始从事出版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出版社，范用从练习生、打包员等基础工作做起，逐渐参与校对、发行和编辑等环节。抗战期间，他随社辗转于汉口、重庆等地，协助黄洛峰、郑易里等人处理日常社务，参与发行《资本论》等进步书籍，成长为分店相关负责人。

抗战胜利后，范用回到上海，继续在三联书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出版风格。他策划出版了《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牛棚日记》等经典著作；参与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作为怀有赤子之心的作家，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等作品。

范用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筹备提供了大力支持，并将他的珍藏悉数捐赠于我馆。2020年，我馆举办了“为书籍的一生——范用逝世十周年纪念展”，今年也将推出新的相关展览，以缅怀这位与读生社、三联书店紧密相连的出版家。

参考文献：

范用编：《战斗在白区 读书出版社1934—19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13页。

编辑：李浩榕 翟祎菲

初审：王晨 王嫣斐 沈一鸣

终审：馆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