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原为四川省的重要商埠，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迁都于此，称为陪都。政府机关文教机构亦随之迁入，致人口大增，公教人员众多。出版业方面，战前原只有商务、中华在此有分店，其余均为兼售图书文具的小书店。武汉撤退后，许多出版机构迁来重庆，开书店亦很多。书店集中地为武库街（后改称民生路）。生活书店重庆分店亦设在武库街，于1937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经理李济安，会计华风夏。

开业前，走访有经销关系的开明书局王民心经理，承介绍重庆书业界情况，拜访重庆新华日报社办事处，受到处长周怡热情接待，他介绍了重庆政治、社会的情况，并介绍参加重庆市职业青年互助会，这是地下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团体。李、华两人在重庆武库街（民生路）21号找到一座一间三层楼的店面房，作为分店门市部和办公室，并在距离不远的冉家巷16号租赁二层楼的住宅作为库房和宿舍。由青年职业互助会介绍何廷福搞总务工作，邀请上海职救会共同搞书业图书馆活动的张国钧参加分店筹备工作，吸引刘静波作门市部工作，并登报招考录取丁希马（丁之翔）、田裕昆等几

紧接着开展批发和函购业务，在川东地区泸州、江津、内江、永川、宜宾、綦江、合江、北碚、沙坪坝等建立分销处。星期日和节假日还与青年职业互助会到近郊工厂、农村进行救亡宣传，流动供应书刊。重庆分店初期接待任务较重，有作家、学者到重庆，需要亲自迎接给予妥善安排住宿。1938年春，女作家陈学昭自汉口来重庆，轮船停靠码头在南岸，需乘小木船摆渡，第一次未接到，返回时小木船触礁落水，幸被救起。第二天又去迎接安排在青年会招待所暂住。为避敌机轰炸，又陪她去南岸找房子。

1938年5月，重庆分店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中共党支部，任务是团结群众，保证做好分店工作，以及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并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党员一起团结书业界进步青年，成立书业界联谊会，出版“书联”壁报，组织歌咏队，话剧组星期天和假日到工厂、农村进行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

重庆分店也为总店组织稿件，如青年作家吴祖光写的抗日英雄苗可秀光辉事迹的剧本《凤凰城》；以及陈白尘的剧本《太平天国》等。同时业承担少量的出版任务，如《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出版时，按期航寄纸型在重庆印刷重庆版；韬奋、柳湜来重庆出版《全民抗战》后，又将纸型航寄武汉出版。

10月，总管理处迁重庆，原由总店办理的邮购、批发都并入分店办理。重庆分店业务扩大，人员也逐渐增加，分店党支部与总管理处合并，由总管理处邵公文任支部书记。

1938年11月27日（星期日）重庆分店为响应“市各界义卖献金”的决定，在总管理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举行抗日救国义卖献金活动，经过周密的筹备，拟定“义卖献金”的办法：以书价加倍为原则，多捐益善，登记捐赠人姓名及捐款数目，次日在报上公布。请市党部、商会、书业公会代表监督启封点验，将全部捐献款送交中央银行转交政府。并专门刻制：“参加生活书店义卖献金运动纪念”盖在义卖的书刊上以志留念。三日前即在各大报刊登广告，并印有“义卖献金”宣传资料。门市部布置焕然一新，门前悬巨幅醒目标语旗帜，公共汽车上挂着“生活书店义卖献金”的宣传标语，并组织两个义卖献金宣传队携带书刊、竹筒和宣传资料到影剧院进行义卖活动。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九点回到门市部监督开箱清点，总共合计国币442.96元全部送中央银行。同事们劳累一天，精神很愉快，感到为抗战，为国家作出贡献，而且扩大书店影响是很有意义的事。

1939年5月日寇数百架飞机轮番大轰炸，市区大火冲天，我总管理处和分店被火焰包围。在这紧急时刻，全体职工在邹韬奋、徐伯昕带领下，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将总处和库房搬迁到学田湾总处新址。分店坚持在解除警报后照常营业，并延长晚间营业时间，同时组织流动供应队去江北，南温泉等地销售书刊为读者服务。

重庆市图书同业公会成立。生活书店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光明、读书、新知等数十家同业都参加。李济安被选为理事，经常出席理事会商讨书业界共同利益相关的问题。

重庆分店1939年是在艰苦奋斗中过来的，既冒日寇飞机的轰炸的危险，又与国民党宪警特务检查刁难作斗争。有一次，警特奉命前来检查，取走已经内政部审查注册的《思想方法论》170多本。他们说：“不给书就带人。”李济安就被带往警备司令部，经总管理处徐伯昕总经理去图书审查会交涉，李济安才得以放回。这表明国民党当局无时不去迫害生活书店，只是由于重庆是陪都，他们惧怕国内外的影响，还不便封店，要维持假民主的伪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