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起，韬奋、伯昕和大批同事分赴武汉和广州等地，上海只留下一部分同事。自此，书店在上海就进入了“孤岛”时期的工作。

总店内迁，上海即为分店，它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承担大量的造货工作。上海的特殊状况是有租界，是英、美、法的势力范围，日寇还不能直接进入。由此作为掩护给书店的秘密存在创造了条件，加以上海的印刷、

虽说租界由英美法人所控制，但日寇不断地对之施加压力，以图扑灭潜伏在租界中的抗日力量。1938年初，上海的形势日紧，生活书店已难以公开存在，为了将工作全面地转入隐蔽状态，决定将福州路复兴里的门市部着手清理结束。在清理过程中，一天早晨突然有巡捕房的几个包探（即警察）和特务前来查抄门市部，幸而事先均已清理过，把有关抗日的图书全部搬走了，他们乱抄乱翻，一无所获。门市虽已结束，但不等于放弃了这一阵地，于是另在福州路378号开设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完全以门市供应方式经营图书发行。书店的内部工作，则完全进入地下，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中汇大楼租得一写字间，挂上“时雍申庄”的招牌，将编辑、校对、出版、财务等工作安置于此；另外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8号设立了一个不挂牌的办公地点。从此，对外发生关系的单据、信纸、信封等，都停止以生活书店的名义使用。

那一时期供应内地的出版物中有《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初步》、《论政党》、《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党章》、《政治经济学论丛》、《价值价格与利润》、《马恩论中国》、《费尔巴哈论》、《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家书集》等。学术著作有《五大哲学思潮》、《中国哲学史纲要》、《科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学作品有《磁力》、《三人》、《苏联作家七人集》、《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铁流》、《大地的海》、《随军散记》等。还有韬奋的时论集《再厉集》等新书。至于重版书方面，青年自学丛书和黑白丛书、世界知识丛书等适合于战时需要的，也不断地再版运寄内地。1937年时，胡愈之还在上海，由他和胡仲持等主持的翻译以国外报纸中有关抗日言论和国际问题文章为主的《集纳》周刊，创刊于1937年12月，停刊于1938年2月，共出版了9期。在当时的孤岛，还无法出版刊物宣传抗日斗争之时，用外国报刊上的文章译成中文出版，公共租界当局也还允许，因为有抗日言论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仍在上海出版，《集纳》中的不少译作多有采自这些报刊的。因此这一刊物的出版，对孤岛的读者起着很重要的抗日宣传作用。

上海分店既然肩负着供应内地几十个分店出版物的重任，那么除本版书以外，还要向内地供应在孤岛出版的内容优秀的外版图书。例如光明书局的《辩证法全程》、《静静的顿河》，开明书店的茅盾、巴金的小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译作品，还有孤岛时期新成立的进步出版业如珠林书店、东方出版社等出版物，尤其是胡愈之办的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书，更大量地进货，转发内地各分支店。复社出版社主持人除胡愈之外，还有许广平、梅雨等。书店与复社是一种特殊的业务关系，《鲁迅全集》在大后方各地生活书店代为预约，并协同运输至内地，还将一定数量的《鲁迅全集》运至延安。

运输问题上，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上海寄广西的邮包不通，接着由海运至越南海防转云南昆明的邮包也限制件数，分店与邮局联系，由于打通了关系，多方设法陆续发出大批，邮局人员中不少是《生活》周刊的老读者，爱国心强，给予了很多方便。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提防日寇检查，于是邮局同分店约好，在日寇不在时，立即将书运去与邮局一起帮同固封邮袋。运往新加坡、香港分店的书，是联系好由轮船通过海关直运的，同样也避开了日寇的检查。有时则交给海轮上的熟识员工带往香港。总之，运输工作如果没有邮局和海关的爱国群众协助，没有他们同样冒着风险的通力合作，要做好这件工作是很难想象的。

“孤岛”的沦陷上海沦陷初期，日寇势力尚未进入外国租界。上海分店虽已改名远东图书公司（后又改名兄弟图书公司），但门市营业和为全国造货工作仍在继续。“皖南事变”对上海的业务还没有直接影响。总管理处迁港和桂林分店停业后，上海作为造货基地的重要性更为重要。总处决定，上海工作仍由王泰雷负责，一些篇幅较大、时间性不强的书仍在上海印制，或由上海打好纸型寄内地重印。

考虑到今后书店工作在经济上将遇到严重困难，决定抽出一部分骨干和资金做贸易工作。总处决定派陈其襄、张锡荣、顾一凡、张又新等在上海建立正泰行，从事上海与内地间的贸易，在经济上来支援艰苦奋斗中的出版发行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上海租界，孤岛随之沦陷。不久，日本宪兵队立即驰车至兄弟图书公司查抄，旋即封门。日本特务素知兄弟公司是生活书店的老根，平时碍于租界管辖，未便直接动手，此次侵入租界，动作迅速。因太平洋战争事出突然，兄弟公司未及作任何准备，所有书籍财产以及账册等都在内，当时还有苏北来上海办事的一包物件也存在铁箱内都未及拿出。查抄的时候，日寇唯恐在店内的人拿走什么，把门市部四个工作人员全部赶出去，什么东西都不准拿，立即强行拉上铁门，贴上日宪的封条。旋即扬长而去。

当时福州路被查抄和封门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光明书局等。封门后过了十几天，日寇通知华华中学门房，命转告兄弟图书公司于第二天去福州路原美军俱乐部楼上听候“传讯”。当时经过商量，书店负责人去恐有不测，不如去一非负责的可有个推托，于是由许觉民前往，同时做好如有不测再设法营救的打算。

在美军俱乐部，到会的有被封各书店负责人，少顷，宪兵队日酋开始讲话，经翻译后的大意是：（1）以后不准再出版发行抗日书刊；（2）凡原有抗日书刊以及纸型等限一周内交到宪兵队；（3）以后如有发现，按军法处治；（4）即日起依照上述规定的就可启封复业。

日寇采取了怀柔政策，在几个书店于12月25日启封时，派了日寇的特务学校同文书院的日本人来，算做是文化方面的事，企图冲淡一下气氛。他们再次清查门市部书刊，内部办公室抽屉和银箱都一一启封，通知可开门营业。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营业或予以关闭都非善策，首要的问题是同有关外界特别是苏北的关系加以切断，另谋联系办法。门市不宜立即撤销，仍挂兄弟图书公司招牌以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但缩小范围，与一文具商合作开设新光教育用品社，经营文具仪器。至1943年，书店领导决定成立“德谦”批发字号，以后又吸收外来资金，收回门市出借面积，共同成立新光百货公司，经营百货的批发与零售，至此上海分店仍保留了这个据点。

“孤岛”沦陷后的岁月

“孤岛”沦陷后，上海生活书店工作之艰难，更倍于往昔。除坚持新光公司这个据点，继续做好贸易工作外，1943年春起，一个新的重要任务是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为韬奋治病。不幸的是，韬奋患的是癌症，虽经一年多的精心治疗，终未能挽救其生命。1944年7月24日，韬奋在沪逝世。

在此期间，新光公司虽继续开办，后据地下党反映，敌寇风闻到韬奋秘密来沪治病的消息，正派遣鹰犬四处查找，并在各医院多方密探。而新光公司地址为兄弟图书公司的旧址，文化出版界的人都深知这是和生活书店有关的一个据点，为切断这一个可能出问题的线索，组织上决定将新光公司出盘，以确保安全。决定后不过几天，新光即出盘给一个商人，开设了一家西药房。出盘后所得的一笔收入，用做治疗韬奋的医药费用。

留沪生活同人，另一重要任务，是在徐伯昕领导下，分头组织稿件，以备一旦抗战胜利，迅即付印发行。

从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始，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止，8年间，留沪生活同人，在党的领导下，身处万分险恶的环境中，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业绩，有其独特的光辉。

薛、陈被捕事件

吕班路生活书店结束后，经理薛迪畅仍留在上海，处理许多善后事宜。一起工作的还有同事陈正达。书店在福州路复兴里四楼一个房间内放着不少香港寄来的《大众文艺丛刊》。那天，陈将那批书取出后雇一三轮车运走，不料遇到了警察的巡逻搜检，搜出了《大众文艺丛刊》，就将他扣留，检视了他的居民证及住址，警察按址前往，将薛迪畅也捕了起来。

为营救二人，走门路送钱、觅取可靠的铺保保释等都行不通。经方学武多方打听后才知道，警察局认为他二人有共产党嫌疑，要解送他们去国民党的“特别刑事法庭”审问和判决。罪名是触犯“戡乱建国”条例，事态渐趋严重。这时时局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制造假和平阴谋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为了表示自己愿意和谈，做一点假戏，对羁押中的政治犯中只要不是至关重要的案件和人物，可以陆续予以取保外释。我们即抓住这一时机，利用“合法”手段，由职教社杨卫玉先生疏通了特刑庭，并取得了主持正义的光明书局经理王子澄和教育书店经理贺礼逊两位作保，终于保释了二人出狱。出狱后二人即去了香港。

1948年2月2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正式下达了查封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密令，幸亏得知消息较早，迅速采取了应变措施，大部分人力、物力转移香港，主要负责人徐伯昕、胡绳等先后去港。总管理处迁港后，通知即将吕班路门市部收歇，切实保存好用别的牌号的机构，人员一部分安排去解放区，一小部分去香港，另一部分留守上海。

留守上海的任务有二，造部分货运往香港，经常进外版图书运寄香港。秘密排印一些书，供上海解放书店复业时应用。

留守上海的人员为了有个公开身份，同时也为联系各方的方便，乃与人合作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弄堂内办了一个庆裕纱布号。它的公开业务是向福州海运纱布，利用两地差价赢利。有了一个接头场所，在固定时间可以洽谈各种事务，除了与香港有关的业务工作外，与解放区的贸易往来亦有了一个联络场所，因安排得宜，到上海解放时，这个据点始终保持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