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事件是指1935年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闲话皇帝》一文，由于其中一段文字涉及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辞”，而引起的中日外交纠纷、国内当局对《新生》相关人员的惩处事件。

1934年2月10日，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其中有一段涉及天皇的文字：

……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正真统治者……

此文刊后的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做出反应，称《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和日侨马上上街游行，表示不满。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在日本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迫于局势压力，国民政府开庭审判，查封《新生》，逮捕并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

杜重远被判入狱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成立了“《新生》事件后援会”。一时间，出现“《新生》周刊话皇帝，满街争说杜重远”的情形，全国民众抗日救亡怒潮进一步掀起。

当时，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致函市商会，认为《新生》周刊一案的判决“违法”和“不合人情”，希望主持公道并“明示纠正办法”；上海律师公会呈文谴责法院“曲解法律”、“蔑视人权”；一些进步团体则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上海的《申报》《大公报》《立报》等都利用自身影响，对“《新生》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国内各报刊竞相转载。而且，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抗议。

还值得一提，在7月26日，上海日文报纸《每日新闻》曾发表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在沪的谈话，其中认为日方对《闲话皇帝》的反应是小题大做，“若以此类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的调整永无希望。欲调整中日关系，应将驻华日本武官撤出中国全境，同时减少关东军兵力十分之一。”这使侵华日军大为不满，于是《每日新闻》受到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处分，被停刊三天。

杜重远被监禁在江苏第二监狱（设于上海，俗称漕河泾监狱，在今习勤路东、康健路北），正好主管监狱的蔡劲军是他的旧友，所以他在这里可随时会见来访者。杜重远把牢房作为新战场，当东北军人士前来探视时，他努力劝导其积极抗日，并通过高崇民向张学良呈《建议书》，呼吁“应该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不久，张学良赴南京开会，抽空到上海与身陷囹圄的杜重远见面,双方共同分析了形势。

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营救杜重远，发动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律师吴凯声则借助国内外的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终于使杜重远在次年春得以交保就医，被移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虹桥疗养院软禁。隔了数月，张学良因事来申城，他独自驾车到虹桥疗养院把杜重远接到偏僻处，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等问题。此后，杨虎城也借治牙病的机会来沪，专门到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促膝畅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1936年9月，杜重远获释，他摆脱特务的监视，毅然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积极推动“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杜重远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他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的农民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时在沈阳创建肇新窑业公司，曾任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为开展宣传跑遍了华北各地和大江南北。在上海，他结识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还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3年，由邹韬奋一手创办起来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韬奋被迫流亡欧洲，眼看这个事业顷刻间化为乌有，杜重远感到非常惋惜，在胡愈之先生的建议下，几经思量，他认为，“不能让十几万读者没有精神粮食”，于是决定接过韬奋手中的旗帜，将《生活》周刊继续办下去。他创办了一个新的周刊，名为《新生》。所谓“新生”，有两个意思，一为《生活》周刊的新生之意，一为“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中华民族之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