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第四卷终了时，发行量已达4万份。工商界看到《生活》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蒸蒸日上，争相刊登广告，签订长期合同。《生活》周刊社资金充裕后，韬奋改变周刊形式的夙愿，迅即实施。自第五卷第1期起，周刊改为16开本格式出版，开始每期10页（20面），逐渐增加到20页（40面）。发行量迅速成倍增长。

职教社任命韬奋为《生活》周刊社社长兼主编，编辑方针责成“在一定宗旨范围内”自行掌握。关于经营管理和经济盈亏，也由《生活》周刊社独立自主，自负责任。

《生活》周刊社迁移到华龙路（今雁荡路）职教社新楼办公。 秋季增加编印“生活丛书”。1928年曾出版邹恩润翻译的《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一种。此后连续编印读者信箱汇集之一《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二《迟疑不决》；读者信箱外集《该走那条路》、《迷途的羔羊》等五种；《人物评述》；《青年与修养》；《游日鸟瞰》；《深刻的印象》；《生活文选》等20余种，合在一起，定名为“生活丛书”。“生活丛书”是由韬奋精选《生活》周刊发表过的文章编辑出版的。艾寒松编辑的韬奋写作的《小言论》第一、第二集两种也列入丛书内。丛书的文章，不需支付稿费，周刊社获利较多。

《生活》周刊社成立书报代办部，这是生活书店的“胚胎”。代办部的任务不仅发行《生活》周刊社的本版图书，为发扬服务精神，经常编印全国报刊和新出版的图书目录，为读者和出版界架起桥梁，代办外版书刊。

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堕落，使韬奋的“清明政治”思想感到失望；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的疯狂入侵和国民党的妥协屈辱的外交政策，使已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振兴实业”的希望不能实现。《生活》自第六卷第1期起“小言论”已经改变为选择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作题材。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评国民党大官僚的贪污腐败大案，如第1期揭露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为母亲祝寿，大宴宾朋，所有费用，概由安徽省的几个管钱管物的厅长以搜刮来的人民血汗包干支付。经过《生活》的揭发，引起国民党内演出一阵“弹劾”之类的闹剧。

长江发生特大水灾，韬奋无限同情人民群众的悲苦生活，报道了水灾惨状，《生活》周刊发起为湖北灾民募捐现金和棉衣棉被。

同月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赃行贿，妄图以十万元巨款堵住韬奋的揭发和批评，韬奋拒绝贿赂后，进一步调查事实，严厉批评，发表的调查评论文章，多家报纸竞相转载。

上半年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吞噬我国的野心暴露无遗。《生活》周刊揭露了首相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奏折说什么“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此后又全文译印了10余万本小册子寄发读者。“小言论”连续大声疾呼要求全国提高警惕。5月间出版的《生活》“小言论”题目《料理后事》一文中说“愿在未作亡国奴之前为全国上下涕泣道之”，读者纷纷来信，反应强烈。此后又发表文章多篇抨击敌人的挑衅，如揭露了敌人掠夺我国农民世代耕种的农田的万宝山事件，严辞驳斥敌人各种无理言论。 这半年多来《生活》周刊的内容，已使它成为一个受到广大青年喜爱的综合性的期刊，韬奋热爱祖国和人民，但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还没有离开资产阶级改良注意范畴，对当时湘赣苏区的革命群众运动尚认识不清，因此有些读者致函韬奋提出意见，对韬奋的思想转变，作了有力的促进。

“九一八”事变爆发，韬奋无比沉痛，在《生活》周刊的消息报道中这样说“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此后多期周刊的“小言论”连续发表了三四篇文章，大声疾呼，全国团结一致抵抗敌人入侵，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怒斥妥协投降。

文化界先进胡愈之新作《莫斯科印象记》于8月底出版，韬奋读后引起极大兴趣，韬奋他钦佩胡愈之观察问题的敏锐深刻，文笔流畅，10月初，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胡愈之会晤。两位文化巨人第一次见面，谈论时事形势长达3个小时，最后韬奋约请胡愈之为《生活》撰稿。

胡愈之为《生活》撰写的第一篇国际问题论文《一年来的国际》，综论世界经济政治形势，资本主义矛盾重重，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并预言“九一八”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这篇文章一字不改的发表在10月10日纪念辛亥革命的《国庆与国哀》特刊上。

《国庆与国哀》特刊多达24页（48面），比平常页数增加一倍多，另附加道林纸影写版印刷的画报8面，售价不加，这一期发行量高达15.5万份。此后每隔一期，附加道林纸画报4面。

马占山在黑龙江举起抗日义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消息迅即传遍全国，群众无比兴奋，韬奋尤为激动，立即发起募捐，支援抗日军需。全国《生活》读者和各界群众热烈响应，踊跃参加《生活》周刊社同人紧张工作，接待上门捐款和从银行邮局电信汇来的捐款，逐笔记录捐款人姓名地址，开给收据。编排捐款人名单和捐款金额，分送《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广告。《生活》周刊也增加页数刊登捐款人和捐款金额、汇交收款人的收款凭据等。募捐结束后，连同会计师审查后开给的证明文件，编印“征信录”发给捐款人。

之后，还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供应军需。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上海，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二八”战争使上海市区和外界的交通全被切断，《生活》周刊邮寄不出去，不得不暂时停刊。《生活》同人积极为战争服务，编印号外和临时增刊，徐伯昕带头到电车站散发，办公室电话昼夜答复读者有关战事问题。募捐现金和军需物资支援抗日战争。组建生活伤兵医院，为受伤战士治疗创伤，韬奋还亲自到医院慰问。

韬奋和戈公振等发起创办《生活日报》，登报募集股金。在3个月内收到2000多人汇款15万余元入股，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已确定并在《生活》周刊公布。但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得要命，多方设法阻挠，造谣中伤，最后在“不准登记”的情况下被迫结束筹备。已收股款加息退还。

生活书店成立。

生活书店是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鉴于国内政治形势严峻，反动派敌视《生活》周刊，所以采取对外以《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两个机构的名义出现。《生活》周刊社为避免在政治上牵累中华职业教育社，从该社迁出，至环龙路（今南昌路）环龙别业（今南昌别业）二号办公。生活书店另觅陶尔斐斯路（今兴业路）42号为店址。

7月中下旬蒋介石派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来上海邀韬奋谈话。早在几个月前韬奋写了一篇《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文章，其中提到“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必将在中国确立”，蒋介石极为愤怒。韬奋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小时。最后胡宗南问是否拥护政府，韬奋回答：拥护政府抗日。韬奋说人民要求抗日，《生活》周刊如果不应顺民意，对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秋季胡愈之病愈从上虞回到上海，大力协助韬奋编辑《生活》周刊，参加韬奋主持的每周座谈会，胡愈之在商谈编务、谈论时事形势之外，又提出政治思想问题，启发参加者的思想意识。胡愈之以伏生的笔名为《生活》每周写国际问题文章，以景观笔名写政治论文，《生活》的质量更加提高，受到社会各界重视。 蒋介石在前方组织军事“围剿”的同时，积极策划在后方进行“文化围剿”。胡宗南约韬奋谈话失败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发出密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和安徽四省发行，在邮局内设立特务机关检查邮件没收《生活》周刊。约在9、10月间，上海邮局奉命停收《生活》周刊邮寄，并密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干员会同公安局守候各码头、各报贩停止送卖”。

《生活》周刊社同人为对抗反动派的摧残措施，组织自行车队分区递送本市订户；对外县读者，采用各种办法运送出去；对国外订户商请热心读者中的外轮船员，携带到国外口岸投邮，用各种办法冲破封锁禁运。

韬奋同胡愈之应鲁迅邀约，一起参加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成立会上，两人均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同盟之设，旨在援助革命者，致力于营救在押政治犯，并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民主自由之权利。韬奋在《生活》周刊上为文介绍同盟的宗旨，对杀害《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提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