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识》半月刊创刊，由徐步、史枚主编。这是继《生活知识》出版的综合性文化半月刊。

2月广州分店成立，由孙明心任经理。

“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开始出书。由张仲实主编。这套世界学术名著，都是马列主义著作。从这年起陆续翻译出版。

4月“黑白丛书”开始出书，由钱俊瑞主编。“黑白丛书”以“介绍关于世界现状及中国救亡图存的必要知识”为宗旨，出版有关一般理论、国际政治、外交、中日关系、经济问题和重要时事问题为内容的书籍，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国民》周刊创刊。由谢六逸、张弼（张明养）主编。发行人列名孙骥（孙梦旦）。出至第15期，“八一三”抗战爆发，与《世界知识》、《中华公论》、《妇女生活》出版战时联合旬刊，出了4期后又单独出版4期。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生活书店出版和经售的书籍内容左倾”，训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政府，会同派员向生活书店提出“警告”。

《中华公论》月刊出版。钱亦石主编，编委有王志莘、杜佐周、张志让、张仲实、郑振铎。这一刊物，筹备于抗战前夕，出版在“七七”抗战之后，是一进步的学术性综合杂志，“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理论问题现实化，现实问题理论化……”只出了两期，全面抗战爆发后停刊。

7月31日韬奋和其他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获释出狱。

总店临时会议讨论筹设西安、成都、重庆分店，决定派严长衍与张锡荣、杜国钧于8月5日前往西安筹备，派诸祖荣、沈百民去成都，派李济安、华风夏去重庆筹设分店。

生活书店从成立到“八一三”全面抗战，在这一时期内，一共出版了400多种书。

8月13日沪战爆发。生活书店激于爱国热情，认购政府发行救国公债1万元。

同月19日《抗战》三日刊出版，由韬奋主编，该刊由于上海英租界限制，从第7期起在上海改名《抵抗》三日刊。国内其他地方及国外仍以《抗战》三日刊名发行。

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等改版为《战时联合旬刊》。

8月下旬先后在愚园路、霞飞路设立临时营业处。

“百科小知识丛书”开始出书。由张仲实、沈志远主编。这套丛书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长篇条目。

上海沦陷，生活书店将出版工作重心移至汉口，只留少数职工在沪，上海分店由王泰雷任经理，分店改名为远东图书杂志公司，继续营业。同时，继续作为造货基地，印制大批马列主义图书，如《列宁主义问题》等，继续印造新书和重版书供应内地，如韬奋著《小言论选集》、《大众集》、《坦白集》，何干之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韬奋著译《展望》、《萍踪忆语》、《经历》、《读书偶记》，沈志远著《近代经济学说史》，张仲实著《哲学》，潘汉年著《全面抗战论》等。

11月起，韬奋、徐伯昕和大批同事分赴武汉、广州等地，积极开展书店业务和筹设各地分支店事。

11月28日重庆分店开业，经理李济安。

在上海孤岛出版《集纳》周刊，胡愈之、胡仲持主编。出到第9期，被迫停刊。

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以后，为了深入内地进行抗战宣传和扩大进步文化，立即把大批干部分布至后方一些大中城市建立分支店开展工作。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到年底，生活书店先后在西安、重庆、长沙、梧州、桂林、成都、宜昌、万县、衡阳、兰州、贵阳、昆明、南郑、南昌、金华、丽水、南宁、柳州、常德、遂川和香港等地建立了分支店。

为加强编辑出版工作，成立编审委员会，韬奋、胡愈之、钱俊瑞、金仲华、范希天（范长江）、柳湜、张仲实、沈兹九、杜重远、钱亦石、王纪元11人为编审委员会委员。

同月22日生活书店总店编印的、专供本店同人阅读的油印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在汉口创刊。汉口沦陷后在重庆继续出版，第1期至第90期为周刊，第91期起改为半月刊。其主要内容为关于业务方面的报道，介绍分支店的和出版界、文化界与本店同人的动态等。以后内容和篇幅不断增加，第20期起，韬奋每期发表一篇《每周谈话》，就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与全店同人谈话，指导全店的工作，成为传达经营方针和重要决议事项，加强全店同人自我教育、交流工作经验和报道各地同人动态的重要工具。1941年1月31日出至第108期停刊。1948年4月在香港复刊，出了3期。1948年10月，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成三联书店，领导机构内迁解放区后停刊。

周恩来同志在汉口为生活书店同人作《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给予全店同人极大的鼓舞。这是党的负责同志首次为生活书店同人作报告。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当时汉口、重庆等地设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凯丰以及吴克坚、戈宝权等，都曾先后到生活书店演讲，为书店同人作有关抗日战争形势、国内外政治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文化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在党的亲切关怀下，生活书店同人的政治觉悟和认识水平提高了，坚定了对进步出版事业的决心，按照党的指引方向不断前进。

2月19日西安分店首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搜查，《革命文豪高尔基》被扣，凡有“八路军”、“陕北”、“苏联”字样的书全部被扣，禁止发行。

韬奋、徐伯昕等发起：响应朱德总司令通电，购买防毒面具捐款。

为了更好地向前线军民供应书报杂志，由生活书店发起，联合在汉口的一部分文化出版工作者，成立战时书报供应所。

汉口总店20余人赴中山路慰劳八路军抗日受伤将士。

4月《文艺阵地》半月刊出版，由茅盾主编。《文艺阵地》是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进步力量的文艺刊物。它在《发刊词》中说：“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意见：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需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文艺阵地》便是企图来适应这种需要的。”从第一卷第1期到第二卷第6期，由茅盾主编，从第二卷第7期到第五卷第2期，因茅盾忙于其他工作，实际编务由楼适夷负责。第六卷起，仍由茅盾主编。

4月下旬周恩来在对夏衍谈《救亡日报》方针时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

4月《国民公论》旬刊在汉口创刊，胡愈之、张仲实、张铁生、姜君辰等编辑，生活书店发行。武汉撤退后迁桂林出版，改为半月刊。1941年2月被迫停刊。

13日24次常委会，徐伯昕经理报告：已成立西安、重庆、长沙、桂林、成都、贵阳、昆明、兰州、万县、宜昌、衡阳、南郑、六安、金华、天水分支店办事处共15处。

5月周恩来同志第二次来生活书店作形势报告。

5月胡绳参加编审工作。7月调任《全民抗战》编辑。

5月韬奋以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韬奋被聘为参政员后，一面继续领导生活书店的工作，一面以参政员的合法地位，积极进行民族团结、争取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斗争。

同月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读者需要，确定了如下几条编辑出版方针：一、出版学术研究参考用书，但偏重救亡理论读物的出版，新编定的有：“新中国学术丛书”（沈志远主编）、“中国文化丛书”（艾思奇、周扬主编）、“救亡文丛”、“战时社会科学丛书”（柳湜主编）。二、出版大众读物，如“通俗读物丛刊”、“战时读本”、“问题与答案丛刊”等。三、出版战时读物，如“黑白丛书战时特刊”、“大众军事丛书”、“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和“世界知识战时特刊”等。

5月重庆分店开业后，获得广大读者及同业的好评。分店经理李济安被选为重庆市书业同业公会理事。中共生活书店支部负责人之一张国钧，联合各书店同业职工，组织了书业界同人联谊会，通过读书会、出版《书联》、成立歌咏组（剧组）及组织体育活动，广泛团结书店职工，为抗日救国而奋斗。书业界同人联谊会活动了一年，因会址被国民党查抄，敌机轰炸频繁而停止活动。

25次常委会徐伯昕经理提出建立分区管理办法：

西北区——中心在西安，包括兰州、南郑、天水等；

华西区——中心在重庆，包括成都、贵阳、万县、宜昌；

西南区——中心在桂林，包括梧州、长沙、南昌、衡阳；

华南区——中心在香港，包括昆明、上海、广州、新加坡。

同月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举行。韬奋在会议期间连续提出“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养救国干部案”三个提案，其中“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主要是反对国民党压迫进步言论、箝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提案。这一提案虽然获得通过，但大会刚刚闭幕，国民党政府又在本年7月间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反动法令，进一步压制言论自由。韬奋对此非常气愤，连续在《全民抗战》上发表了《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两篇社论。

1日香港分店开业，经理甘蘧园。

7月7日《抗战》三日刊出至第86期同沈钧儒和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韬奋、柳湜主编，编委有韬奋、沈钧儒、柳湜、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

7月，临委会决定成立总管理处。韬奋在《店务通讯》第22期撰文《本店设立总管理处的理由——总管理处和各分支店的互助》。

1日总管理处正式迁至重庆冉家巷16号办公。

8月13日韬奋在《店务通讯》第21期“每周谈话”中撰写《迅速扩展后的积极整编——向同人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同时刊登徐伯昕《我店今后的工作》。

8月29日为筹备召开社员大会，修改社章，韬奋在《店务通讯》第23期“每周谈话”中发表《一件过渡的调整工作的说明——关于雇员与新社员》一文。

8月上海复社出版《鲁迅全集》，本店各地分店共预约《鲁迅全集》1300部。

同月生活书店联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10多家同业，共同发表宣言，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消一切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反动法令。

9日临委会26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讨论于明年召开社员大会，修改社章，改选理事、人事、监察委员等筹备事宜。

9月10日汉口生活书店举行茶话会，请《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作《目前抗战形势与保卫大武汉的前途》的报告。

同月30日国民党反动派到西安分店查书，并逮捕负责人张锡荣，不准西安分店营业。此事发生后，韬奋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1天后，西安分店恢复营业，张锡荣获释。

9月重庆同人号召募捐棉衣和棉背心100件运往前线。

11日第27次临委会决定本店同人自治会编印《我们的生活》由总管理处所在地同人自治会负责编辑、出版。

10月武汉沦陷，《全民抗战》改为五日刊，继续在重庆出版。确定出版重心在重庆和香港两地，以桂林、西安、上海为辅。大量造货偏重在桂林和上海，重庆和香港偏重印刷杂志。

10月28日韬奋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请求撤消图书杂志审查案。韬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全力宣传党的一切抗日主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全民抗战》和各种书刊的稿件都要经过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许多稿件常常被无理删改或扣压。韬奋、徐伯昕和编辑部程浩飞等人常常到重庆郊外真武山上和审查委员据理力争，争取文章免予被删改或扣压。韬奋在会上提出“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一案，虽然获得大多数通过，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执行参政会这一决议，仍旧对出版界实行原稿审查。

5日《战时教育》旬刊在重庆复刊。

11月27日渝店举行义卖献金，将当日义卖所得443.96元，全数支援抗战。《店务通讯》刊载韬奋《本店参加义卖的影响》。

11月19日《店务通讯》第31期刊载徐伯昕《粤汉退出后我店业务上的新布置》一文。对新形势下的工作作了新的规划和部署。

11月渝地同人茶话会欢迎杜重远、萨空了两先生。

11月救国会领袖李公朴及夫人经西安去延安访问，西安分店杜国钧与李公朴同行。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们时谈了大后方书店的工作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设店工作的问题。毛主席的谈话杜国钧记录后寄给总管理处。《店务通讯》于1939年3月11日第40期上发表了这个谈话，生活书店同人受到极大的鼓舞。

1日《妇女生活》半月刊在重庆复刊。

12月14日渝地同人自治会特请徐特立先生演讲：《读书与学习问题》。

12月18日举行欢迎会，欢迎周恩来、胡愈之、沈志远先生并请周恩来讲《目前抗战形势》。

胡愈之来渝后，从12月16日起总管理处每日上午举行会议，检查过去工作，商讨今后大政方针，参加者有胡愈之、毕云程、邹韬奋、徐伯昕、张仲实、沈志远、艾寒松等。胡愈之留渝约一个月。

12月21日张锡荣、邵公文调总管理处。总经理徐伯昕任命周名寰为西安分店经理，周积涵为贵阳分店经理。

12月24日第30次临管会通过沈钧儒、黄炎培、杨卫玉、江问渔为名誉社员。 同月沪店黄晓萍因印刷所排印《战时读本》事件，被公共租界中央捕房拘捕。

本年分支店已达30余处，出版抗战读物500余种。出版《抗战与军队政治工作》（李富春等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凯丰著）、《激流》、《再励集》、《奔流》、《萍踪寄语全集》（以上韬奋著）、《费尔巴哈论》（张仲实译）、《武汉、广州沦陷后的抗战新形势》（叶剑英著）、《论持久战》（毛泽东著）、《恩格斯及其事业》（王唯真译）、《马克思及其学说》、《共产党宣言》、《马恩论中国》、《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初步》、《左派幼稚病》、《陕北公学一年》等等。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调整机构，设立秘书处（主任张锡荣）、总务部（主任邵公文）、生产部（主任严长衍没有到任，由徐伯昕兼任）、营业部（主任孙明心）、服务部（主任阎宝航）。确定了本年度的业务方针和工作原则。业务方针为：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工作原则为：合作经营、计划生产和科学管理。

同月通过《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组织及办事规则》，改组和扩大编审委员会，由胡愈之任主席，沈志远、金仲华任副主席，委员包括韬奋、柳湜、张仲实、艾寒松、史枚、刘思慕、沈兹九、戈宝权、茅盾、戴白桃等人。

同月东南管理区在香港成立，由甘蘧园任主任；西南管理区在桂林成立，由诸祖荣任主任。

同月24日生活书店在渝举行社员大会，通过由胡愈之起草的生活出版合作社新章程。会议选举韬奋、徐伯昕、杜重远、胡愈之、沈钧儒、张仲实、王志莘、甘蘧园、邵公文、李济安、王泰雷11人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邵公文因体弱事忙辞职，后改由金仲华任理事），黄炎培、艾寒松为候补理事；艾寒松、张锡荣、袁信之、张又新、薛迪畅、顾一凡、华风夏、范广桢、孙明心9人为人事委员会委员，诸祖荣为候补委员；陈其襄、张子旼、杜国钧3人为监察委员会委员，毕云程、严长衍为候补监委。

同月《读书月报》出版，由胡绳主编。该刊创刊宗旨为“推进战时学术研究，帮助读者自学”。内容包括学术论著、社会科学讲座、书报评介、读书方法与经验、读书问答、读书小辞典、时事评论等栏，每期并刊登新书和全国定期刊物一览。

4日万县支店被日寇飞机炸毁，何中五遇难殉职，总处致电万店慰问，并开会追悼。12日新华日报社致函总管理处慰问。

2月20日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韬奋提出的请撤消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经大会通过，送政府采择施行。

2月编审委员会香港分会成立，由金仲华任主席，委员有刘思慕等。

《全民抗战》增出战地版，免费赠送供前方阅读。8月，增出通俗版，以32开小型刊物形式发行。

3月本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收集了蒋介石抗日救国正面言论，未收不利于抗战的言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竟下令查禁。

3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请叶剑英作《当前及今后抗战形势》的报告。请博古、吴克坚同志分别作《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国内外形势问题》的报告。

同月“新中国学术丛书”开始出书，由沈志远主编。

同月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该处财产和私人行李全被没收，工作人员袁润、胡苏被押送出境。

同月聘曹靖华为编审委员会委员。

同月编审委员会桂林分会成立，由胡愈之兼任主席，委员有张铁生等。

同月21日西安分店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经理周名寰被捕，店内全部财产和私人行李被没收，全店工作人员被逐。继天目山和西安分店两处被封之后，连续被封闭的有：南郑分店（经理贺承先被捕，店内财产被没收）、天水支店（经理薛天鹏、工作人员阎振业被捕）、南平分店（经理顾一凡被捕）、沅陵支店、宜昌分店、吉安分店、赣州分店、丽水支店、屯溪支店、金华分店、万县分店、曲江分店（该店被封后10天恢复营业）等，生活书店开始遭到全面的迫害。

3月27日总管理处写呈文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本店出版物已经内政部审查通过得到注册登记，现被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列为禁书，要求纠正，以维护著作权之法律保障。

同月28日第五届理事会举行会议，选出邹韬奋、徐伯昕、沈钧儒、金仲华、张仲实、李济安为常务理事，徐伯昕为主席，金仲华为秘书。选出邹韬奋为总经理，徐伯昕为经理。

常务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简化总管理处机构；二、充实东南和西南两管理区，并相应提高其职权；三、编审工作分散，加强桂林的编审工作；四、建立巡回视导制度，加强对各分支店的了解和指导。

同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举行茶话会，请董必武同志演讲《中国工人运动之过去现在和将来》。

14日为响应国民政府颁布的精神总动员号召，我店出版的《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战时教育》、《读书月报》、《文艺阵地》、《理论与现实》七大杂志联合编印《精神总动员特刊》，分别在重庆、桂林、香港印刷发行。

4月15日因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查扣大批生活书店的出版物，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致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严重抗议。

同月《理论与现实》季刊出版，由沈志远主编，出至1941年1月第二卷第3期停刊。

同月为了进一步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服务部，举办青年入学指导服务、战地文化服务、海外华侨服务。

4月为配合中小学及战士和民众的抗日教育训练，编印出版了三种读本：《战时读本》（供民众训练用），初级高级各四册；已在1937年出版发行供训练士兵用的《抗日战士读本》一套四册；供小学及儿童训练用的《抗战建国读本》一套13册。

3—9日重庆遭日寇飞机大轰炸，总管理处及分店紧急动员，连夜将物资及书库存书搬往学田湾总管理处新址，总管理处在总结会上民主选出五位劳动英雄：张锡荣、徐伯昕、董文椿、李济安、冯一予，颁发“生活奖状”。

同月重庆遭到日机大轰炸后，重庆各报缩小篇幅，《全民抗战》也改为周刊。为了满足重庆人民的需要，出版油印壁报，定名为《全民抗战临时壁报》张贴于全市交通要道，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了帮助被炸的难胞，生活书店成立了“生活服务队”，经常到被炸地区去抢救难胞。

5月为了进一步加强为读者服务工作，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成立读者顾问部，为读者解答有关读书等方面的问题，并代替读者选购进步和有益的书刊，同时发行第一种“生活推荐书”，韬奋译的《苏联的民主》。

鉴于4月以来，西安分店等被封闭，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文化事业处境日益艰难，韬奋应约到曾家岩50号和周恩来商谈今后工作问题。

6月9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举行报告会，请周恩来同志作《关于第二期抗战的文化工作》的报告。

同月聘胡绳为编审委员会委员。

同月国民党重庆市政府社会局会同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检查账目，特别注意经济的来龙去脉（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污蔑生活书店“接受共产党津贴10万元”）。那天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前后都有武装警察在“警戒”。韬奋从容地对付检查大员。经两日检查，毫无所获。

同月钱俊瑞主编的《战地知识》创刊，由生活书店发行。

6月《文艺阵地》移上海印刷出版。

14日总管理处营业部遭特务搜查，搜去书籍9种，1000余册，有的已经内政部注册。亦被搜走。

7月19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禁止出版物中使用“边区政府”、“红军”字样；对“国共合作”、“联合各党派”二词要改为“精诚团结”；“资产阶级革命”要慎用等等。

同月总管理处向各地分支店发出向前线将士写10万封慰问信的号召，经全店努力，征得慰问信13万余封。

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和韬奋谈话，公开强迫生活书店与国民党所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组织一个总管理处或成立一个董事会，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总编辑。韬奋严词拒绝说：“我55个分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接着，国民党又派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约请韬奋吃饭，要他接受潘公展的要求，并胁迫韬奋加入国民党，同样遭到韬奋的严词拒绝。

第二种“生活推荐书”葛名中著《科学的哲学》出版。

新加坡分店成立。生活书店在南洋地区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宣传部得知后，通过外交部密令我驻新总领事加以迫害。

同月常务理事会通过《生活书店分店组织简则》和《分店办事细则》。

人事委员会通过《生活书店员工服务规约》。对职工的服务规则、奖励、惩戒、工作时间和假期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10月28日渝地同人举行读书会，请戈宝权同志讲《苏联概况》，并介绍苏联出版事业情形。

聘孙克定为编审委员会委员。

沪店因出版《日本的间谍》一书，引起日寇注意，准备通过租界捕房抓人。为此，远东图书杂志公司作形式上的出盘，受盘者为兄弟图书公司，另立股东名册，并登报作为法律凭证。

12月曹伯韩在桂林参加编审工作。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和开展边远山区的文化供应工作，本年起，生活书店在一些省（市）举办图书流动供应工作。至本年底为止，流动供应曾到达的地区，有浙江的于潜、安徽的屯溪和泾县、广西的平乐、八步、贺县、那坡、广东的四会和罗定、重庆近郊的弹子石、南温泉和黄桷垭等。

本年生活书店同人自治会正式成立。同人自治会发端于汉口时期，凡本店员工，均为会员。总管理处迁到重庆后，同人自治会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有了新发展。同人自治会的宗旨为：“提高同人之工作效能、增进同人之工作情绪、鼓励同人之学习修养、改善同人之日常生活”。自治会组织的活动内容有：举办读书会、讲演会、时事座谈会、编壁报、组织旅行等活动讨论有关社务、店务的问题，并向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和意见、进行相互批评和检讨。

本年度全店工作人员增至290多人，共出新书250多种，其中有《恩格斯论资本论》（章汉夫、许涤新著）、《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王右铭、柯柏年译）、《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区》（姜克夫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列宁著）、《论解放问题》（斯大林著）、《列宁文集》、《政治经济学论丛》（马克思著）、《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毛泽东著）、《新四军奋入南京》、《曙光集》（韬奋著）、《苏联的民主》（韬奋著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著）、《抗日游击战争》（朱德著）等等。

定期刊物有《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文艺阵地》、《读书月报》、《战时教育》和《理论与现实》、《国民公论》等，另外还出版了通俗刊物、抗战画报、儿童读物和少年刊物等。

本年总管理处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种会议制度，除原有的理、人、监会议外，还增加了社员小组会。同时建立业务会议、科务会议、分支店店务会议。

陕西宜川临时营业处被封闭，工作人员贺尚华、王海瑞等三人被捕，生财货物被没收。

2月5日衡阳分店被封，工作人员金伟民、方学武、王仿子（王健行）等11人被捕，并押解至耒阳审问，至同年3月18日获释。

2月6日昆明分店经理毕子桂病逝，总处举行追悼会。韬奋在《店务通讯》上撰写了《痛悼毕子桂同事》。

2月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在延安出版后，由生活书店重印出版，在大后方发行。

立煌支店被封，工作人员方钧、严永明被捕；到本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所建立的56个分支店，除5处因战局关系而自动收束以外，其他45处都先后被封闭（至此，只剩下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6个分店）。

西安分店经理周名寰患肺病，被捕后得不到治疗，而且受尽折磨，在集中营病死。生活书店的大批出版物遭到没收，被封闭的许多分支店的公私财产也被侵吞。

3月20日举行社员大会，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韬奋、徐伯昕、沈钧儒、胡愈之、金仲华、杜重远、艾寒松、沈志远、王泰雷、李济安、王志莘11人当选为理事会理事，柳湜、甘蘧园为候补理事，诸祖荣、张锡荣、邵公文、胡耐秋、薛迪畅、袁信之、张又新、莫志恒、孙明心9人当选为人事委员会委员，黄宝珣、华风夏为候补委员，毕云程、张子旼、陈其襄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严长庆、廖庶谦为候补委员，韬奋为理事会、人事委员会主席，徐伯昕为总经理。

生活出版合作社第六届改选时，公布了候选人名单和简历，并规定了选举理事、人事和监察的标准。（一）关于选举理事的标准：（1）孚社会重望而热心本店文化事业者；（2）工作成绩特别优良能起模范作用者；（3）对社的事业有积极贡献者；（4）长于统计能力者；（5）得同人信仰者。（二）人事委员的标准：（1）工作成绩特别优良能起模范作用者；（2）对社的事业有积极贡献者；（3）处事态度公正无私者；（4）热心同人教育工作者。（三）监察委员的标准：一至三条同人委标准；（4）熟悉会计者；（5）得同人信仰者。

同月30日韬奋在《全民抗战》上发表《敬告海内外读者及朋友们书》一文，对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生活书店接受共产党津贴、出售禁书、成立秘密组织”等无耻谣言，严加驳斥。

3月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约在我店工作的中共党员张锡荣、李济安、华风夏谈话，指出要把生活书店工作当作革命工作来做，在生活书店工作的中共党员要做好团结职工的工作，在韬奋先生领导下，做好出版发行工作，并对国民党当局可能的严重打击做好准备。

在各地分支店陆续遭到国民党打击摧残时，恰逢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开幕，韬奋在会上提出“严禁违法逮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案”，提案虽获大会通过，但国民党政府对我店的封店、捕人暴行，仍在各地发生。

编审委员会桂林分会撤消。

5月29日第6届理事会选举徐伯昕、邹韬奋、沈志远、胡愈之、李济安为常务理事，邹韬奋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徐伯昕当选为总经理。

12日总管理处两次被敌机轰炸，损失较重，新华日报社、国讯社、作家吕振羽、白桃以及读者来慰问。

6月韬奋以参政员身份，向蒋介石写信，要求他下令各地党部停止对生活书店封店捕人。

7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主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刘百闵，到总管理处同韬奋、伯昕谈话，再次提出，如要保全剩下的6个分店，生活书店必须与正中书店等合并，或者由党部派代表驻店监督。这一无理要求，韬奋、伯昕再次予以拒绝。

初夏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红岩新村约见生活书店徐伯昕、读书出版社黄洛峰和新知书店徐雪寒谈话，提出三店除在国统区坚持阵地，做出版发行工作外，应抽出一部分力量，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在延安和华北解放区开展出版发行工作。三店根据指示于1940年9月联合派李文（李济安）、刘大明（赵志诚）、王华（陈在德）三人，从重庆出发去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华北书店，在左权、涉县、麻田镇等处设立了华北书店，在当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油印出版了几十种书籍。接着，又派柳湜、赵冬垠、徐律等去延安建立华北书店。1941年6月李文从晋东南调到延安参加筹备华北书店，于北门外建门市部，8月正式开业，李文任经理，林默涵担任编辑工作。1942年，华北书店出版陕甘宁边区小学课本。1943年以后，华北书店与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合并。韬奋逝世后，延安和晋东南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

柳湜担任编审委员会主席。

为加强困难时期的领导，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三个领导机构组成联席会议，由韬奋、徐伯昕、柳湜、张锡荣、胡耐秋、邵公文、廖庶谦七人组成常委会。联席会议为店的最高领导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全店业务。

同月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的迫害日益严重，生活书店决定将《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战时教育》、《理论与现实》四种杂志划分开来，单独经营，以免店被封时杂志受害。

8月—10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封店，捕人的滚滚恶浪，韬奋在《店务通讯》上多次发表文章，要求全店同人坚持原则立场，坚守这一革命文化阵地。徐伯昕则在业务方面进行缜密布置，先后在《店务通讯》上发表《今后业务的动向》、《集中力量经营重要据点的主要任务与愿望》、《生产工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文，对出版方针、造货布局、内部管理、技术改进、干部团结、经济核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应付危局的措施。

韬奋著作《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出版。

总管理处举行茶话会，欢迎访问延安归来的茅盾、李公朴两位先生，同时举行向劳动英雄董文椿授奖仪式。沈钧儒、黄炎培、阎宝航三先生亦应邀到会。茶话会由韬奋主持并致辞，茅盾、李公朴讲了访问延安的情况。之后，由徐伯昕报告劳动英雄董文椿的事迹，黄炎培授奖。茶话会开得十分热烈，令人鼓舞。

12月胡绳、诸祖荣参加联席会议常委会。

同月茅盾担任编审委员会委员。

同月生活书店理事会理事杜重远在新疆被反动派盛世才逮捕。生活书店同人闻讯后，立刻致电盛世才，表示严重抗议。杜重远于1939年去迪化（今乌鲁木齐）主持新疆学院，被捕时任该院院长，盛世才逮捕他的“罪名”是所谓“勾结汪精卫”，以后又说他是共产党。杜重远被囚4年，受尽各种酷刑，于1944年被杀害。

本年为推进民主宪政运动，我店先后出版了《宪政运动参考资料》、《我们对五五宪草的意见》、《宪政运动论文选集》、《宪法论初步》、《比较宪法》。还出版了韬奋翻译的英国斯隆著的《苏联的民主》、光未然著《黄河》（新型大合唱）和茅盾、适夷等著的《论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