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袭击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预示着大后方的政治反共风潮即将到来。

1月10日《文艺阵地》在重庆复刊（由半月刊改为月刊）。该刊复刊后，不顾白色恐怖的政治压力，积极地以各种文艺形式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出至第七卷第4期被迫停刊。后又以《文阵新辑》的丛刊形式出版，但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压迫，丛刊只出了三辑，又被迫停止出版。

1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致函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称：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学生补充读物（指“青年自学丛书”等），完全根据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观点立论，企图借此麻痹青年思想，扩大反动宣传，除已饬令各省教育厅，禁止各学校采用外，要求中央图审会下令查禁。图审会于1月29日复函云：“将尽量予该书店此项编辑计划以种种留难与打击，使其不能顺利出版。”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名以丑阳（2月7日）机急电各省党部、团部，令其会同当地军政当局及审查机关，查封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自2月8日起，生活书店成都、贵阳、昆明和曲江四地分店先后被封。贵阳还逮捕了经理周积涵和其他员工13人（周积涵被关押4年余，越狱脱险，其他员工经10余天后先后释放）。桂林分店被勒令停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访先于2月12日，也发出了此项密令。后因首都观瞻所系，未敢执行。至此，全国56个分支店，只剩下一个重庆分店。

2月8日邹韬奋为挽救生活书店找中宣部长王世杰、副部长潘公展、秘书主任许孝炎谈话，请求当局纠正封店捕人，未获结果。

2月15日总经理徐伯昕两次写呈文给行政院长蒋介石及监察院、中央党部、中央宣传部请求启封书店，释放被捕人员。救国会领袖、国民参政员、我店理事沈钧儒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提出启封书店释放人员的提案，并亲函蒋介石，要求下令纠正，均未获结果。

2月24日韬奋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在致参政会的辞职电中说：“……生活书店，努力抗战建国文化，现在所出杂志八种及书籍千余种，均经政府审查机关审查通过，毫无违法行为……不及半个月，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处分店均无故被封，或勒令停业。16年之惨淡经营，50余处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毁……夫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国民参政会号称民意机关，决议等于废纸……敬请转呈国民政府，辞去参政员，嗣后仍当以国民一分子资格拥护……抗战到底，所望民权得到实际保障，民意机关始有实效，由此巩固团结，发扬民力，改善政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同月25日韬奋在辞去国民参政员的同时，给沈钧儒等在野各抗日党派领袖14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说明被迫辞去参政员之原因外，恳切希望“苟有以造谣毁谤相诬者，敬恳诸先生根据事实，代为辩正，而免于政治压迫之余，复遭莫须有之冤抑，忝在爱末，用敢披沥上陈……”

《全民抗战》停刊。韬奋在该刊最后一期发表了一篇《言行一致的政治》的社论，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指出：“……世间实在不少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是男盗女娼的人!这类人公开说的话，有时听来也好像头头是道，煞有介事，但是你如仔细观察他在实际上的行动，却和他所说的恰恰相反，说尽好话，做尽坏事。”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停刊消息，延安《新中华报》于4月20日刊登停刊消息时，同时全文发表了生活书店告读者书，并发表《抗议大后方对文化界的摧残压迫》的社论。

国民参政会开幕，徐伯昕将撰写的《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的经过》一文，分送各参政员及重庆各报，以揭露当局摧残文化出版事业真相。重庆报纸未能刊出。延安《新中华报》于4月13日全文发表。

3月10日《新华日报》公布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文献中公布了中共提出的出席参政会的临时解决办法12条，在第二条中，要求“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在《文献》之七，公布了最近的军事、政治压迫事件，其中第四条公布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等地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被封闭的事实。由于延安《新中华报》、重庆《新华日报》相继公布了这些文献，国民党摧残进步出版事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5月31日下令各地查禁和没收邹韬奋的《辞去国民参政员电》及《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的经过》两文。

3月徐伯昕在去香港前会见周恩来，周恩来指出，重庆生活书店仍要坚持开下去，除非国民党来封，不要自动停业。自此，留渝同事，都以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为奋斗目标。徐伯昕对重庆、上海、桂林的职工和资财，作了分散安排，建立了一些新机构：

一、生活书店重庆分店由方学武负责。一日不封，开张一日，原有职工留任。

二、商请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国讯旬刊》社书报代办部，生活书店以重庆分店的邮购户和期刊订户的业务，划交国讯办理，转让一些图书版权供重版发行。派孙洁人任经理，仲秋元和薛天鹏等协助。1942年，代办部改为国讯书店，1943年该店扩大业务，增资组织股份公司时，生活书店未能投入新资，除派人参加管委会外，撤出孙洁人经理和原生活书店全部人员。

三、联合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两店以徐伯昕名义与潘序伦会计师合资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派诸度凝（诸祖荣）任经理，出版财务会计学图书和账册等。

四、和冯玉祥合资扩大在桂林经营三户图书社和三户印刷厂，派贺尚华任三户图书社经理，安排桂林分店部分职工，继续销售库存图书。出版冯玉祥著《我的生活》等新书。派汪允安任三户印刷厂厂长。

五、派华青禾、袁信之和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同志一起去苏北解放区盐城设立大众书店。

六、派张锡荣等去上海会同陈其襄、张又新等经营商业。

韬奋绕道衡阳到了桂林，经陈此生—李济深的协助搭机到达香港。

韬奋到达香港以后，一面积极筹备复刊《大众生活》，一面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从本月8日起，韬奋在香港《华商报》上连续发表《抗战以来》一文，至6月30日载完。韬奋在这篇长文中，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扼杀言论自由，以及残害人民的种种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华商报》把它汇编成单行本出版后，在两三个月内，就印了三次，销数达1.5万册。

4月徐伯昕到香港后，协助韬奋筹备复刊《大众生活》，和读书出版社合资建立光夏书店，出版图书。

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编委有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茅盾、胡绳、千家驹。经理盛舜，编辑程浩飞，它是韬奋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在《复刊词》中阐明了复刊方针，指出它和5年前在上海出版时的任务已有所不同：“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迫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从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作为一个为了大众也是属于大众的刊物，我们不愿意讳疾忌医，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固极愿尽其鼓吹宣传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我们也不能沉默无言，纵使因此而受到误会与攻讦，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与为这信心而不惜一切牺牲的决意，是必能为读者诸友们共鉴的。”

同月《大众生活》连载茅盾写的小说《腐蚀》，揭露国民党强迫青年当特务的罪行。

5月29日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金仲华等9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

重庆《新华日报》及延安《解放日报》，先后报道了《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的消息，公布了编委会名单及部分文章的篇目。消息刊出后，读者到生活书店门市部和来函询问订阅事宜。因刊物无法进入内地，不能接受订阅，后发现有该刊的油印本流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6月下令各地查禁。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

《新华日报》全文发表韬奋为纪念抗战四周年纪念写的题词和亲笔签名。以后续于7月11日、20日、26日发表了韬奋在香港参加文化活动声援苏联抗战的发言。这些报道，使内地关怀韬奋的读者，得到一些信息。

7月苏德战争后，国民党对介绍苏联作品的限制，有所放松。利用此机遇，重庆分店的业务，续有恢复：（1）开始重印书籍，第一批三本均为翻译苏联的读物：《文件》、《演员与导演》、《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2）恢复邮购工作；（3）设立预订刊物的活期订户，吸收订户寄发刊物；（4）逢节假日门市售书八折优待。另设立特价部优惠五折至八折。

7月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公布1938—1941年查禁书刊一览，总数达961种，我店书刊百余种被查禁。

茅盾主编的《笔谈》在香港创刊发行。香港沦陷时停刊。

茅盾主编的《笔谈》在香港创刊发行。香港沦陷时停刊。

东川邮政管理局以运输紧张为由，即日起停收寄往外地的书刊邮包。28日图书业公会开紧急会议，决定呈请交通部、教育部解决。之后，邮政局公布收寄教育图书小包办法。收费较原印刷品寄价高数倍。

重庆生活书店成立五周年，向全市公告：全部图书特价供应两星期，读者购书踊跃。

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香港，生活书店在港业务被迫停止，财产全部损失。

同日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孤岛”沦陷。上海兄弟图书公司被封。启封后，缩小业务范围，以后招股成立新光百货公司。

12月薛迪畅到重庆分店任经理，方学武调任文林出版社经理。

12月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又公布这年的查禁书刊177种，我店的《全民抗战》、《大众社会科学常识读本》等数十种被禁。

为加强书刊出版信息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联合五十年代、文化生活等数十家出版社于1942年元旦，在报纸上刊登大幅联合广告。自此，每逢重要节日在报纸上常有半版或整版篇幅的书刊联合广告出现。登载这种广告较多的是《新华日报》和《大公报》。

1月日寇侵占香港后，韬奋经党的营救，与茅盾等安全撤离，同到广东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特务在广东各地严密搜索，声言发现韬奋时“就地惩办”。茅盾到达重庆，韬奋不得不在梅县乡间暂时隐蔽。8个月后由冯一予秘密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渝、桂两地新出版业陆续恢复和发展。

2月文林出版社成立，该社为生活、读书、新知及《新华日报》社共同投资经营。经理为方学武，主要出版《苏联文艺丛书》（曹靖华编）和《文艺丛书》（罗荪编），出版的第一本书为郭沫若的《屈原》。1943年秋结束，方学武调桂林学艺出版社工作。

由沈钧儒集资，成立峨嵋出版社，发行人吴涵真，经理仲秋元，社址在天主堂街。初期出版物为重印鲁迅著作单行本和历史著作，后增出时事读物。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

我店联合重庆43家出版社、书店，共同聘请沈钧儒大律师为法律顾问。

4月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函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严禁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出版物在其他书店出售。

为《文艺阵地》复刊后又被迫停刊事，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大后方的文化逆流》，予以揭露和谴责。

沈钧儒律师接受鲁迅纪念委员会及鲁迅家属的委托，为保障鲁迅先生的著作权益，在报上发表声明：今后如有人出版鲁迅著作，必须向沈大律师提出申请。

鲁迅纪念委员会委托峨嵋出版社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第一批出版鲁迅著的杂文集10种。陆续出版了6种，另4种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处不准出版。

徐伯昕从香港脱险归来时，在东江游击区和韬奋会面，商谈书店今后业务，韬奋说生活书店今后还是要办下去。

徐伯昕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今后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部署新机构时，必需区分一、二、三的三条战线，以利战斗，避免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

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徐伯昕决定：成立生活书店在渝工作人员的核心小组，成员有诸度凝、薛迪畅、方学武、孙洁人、仲秋元。委托理事沈钧儒经常过问书店工作。

下旬徐伯昕在桂林建立核心小组，成员有邵公文、程浩飞、陈正为、贺尚华。在桂林的机构除三户图书社和印刷厂外，建立了三线的学艺出版社，负责人赵德林（赵均）；派程浩飞和陈正为同水楚臣建立光华行，从事贸易；派何步云、彭琳创建建华印刷厂，派卞钟俊去曲江与人合作建立实学出版社，出版实用读物，1943年撤出。

8月22日重庆市图审处发表公告：规定外地出版的图书在重庆出售亦须重新送审，重庆出版物再版时，也要重新送审，不论本地或外地的出版物，都要将审查证号码印在封底左上角。不遵者除没收外，并惩罚经售人。

党十分关心韬奋的安全，建议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后，还可转赴延安。在周密的布置下，生活书店派张又新随行照料。韬奋在苏北解放区为当地报纸写稿，为新四军及当地文化界演讲，同时到解放区的军政中心盐城、阜宁等地访问，参观了部队、机关、被服厂、合作社、医院和农村的互助合作组织，对于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减租减息、救灾等等问题，进行了仔细考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更进一步地从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中，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受到了锻炼和教育。

冬天韬奋因病重，根据地下党组织决定，秘密护送回上海治疗。

本年国民党政府除审查图书、无理检扣图书外，还利用其统治工具，多方找“麻烦”。如以税务局名义来查账等。拿走我店账簿，诬为假造账目、偷税漏税，经沈钧儒出面交涉才交回。

本年渝地出版工作陆续恢复，以生活、文林、峨嵋三个名义出书：生活出版：《社会史简明教程》（邓初民）、《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韬奋）、《冯玉祥抗战诗歌集》、《后方小喜剧》（陈白尘）、《文件》（班台莱耶夫）。文林出版：《金菩萨》（欧阳凡海）、《春天》（艾芜）、《屈原》（郭沫若）、《恋歌》（普式庚）、《恶魔及其它》（莱蒙托夫）、《莱蒙托夫诗集》、《三姐妹》（柴霍夫）、《新木马计》（华尔夫）、《马门教授》（沃尔夫）、《香港之战》（华嘉）、《剥去的面具》、《鲜红的花》、《蔚蓝的信封》、《光荣》等苏联抗战文艺读物。峨嵋出版：《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中国历史研究法》（吴泽）。

韬奋到上海就医，经医生诊断为耳癌。中国共产党华中局十分关心韬奋的病，不惜花20万元从北平请医生为他开刀。但这位医生即将来沪时被日本军部逮捕。韬奋进上海医院开刀治疗。

大后方物价飞涨，书价亦随之上涨。为解决工薪人员及学生买不起书的困难，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峨嵋等出版社从本月起，每周选出几本优良读物，减价优待读者。

周恩来在郭沫若寓所会见出版界戏剧界同志，就抗议国民党查禁书刊、剧作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作了指示。会后，读书出版社黄洛峰向生活、读书、新知三店留渝负责人作了传达。从此黄洛峰经常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中共南方局文委的指示精神以及书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会上得到传达和商讨，成为一个三店联席会议。

1943年夏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原拟由峨嵋出版社印行，纸型已制就，因无资金购纸，改由作家书屋出版。

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员兼秘书长张友渔，到重庆生活书店任总编辑，主持生活的编辑工作并领导店内的党组织。

重庆图书审查处通知各出版社、书店，在报上刊登图书广告时要注明审查证号码，书店要按特种行业先向警察局登记，然后再向社会局申请许可证。

为照看韬奋疾病，徐伯昕安排好内地工作后自桂林到沪。韬奋在患病期间，开始写作《患难余生记》。

重印“青年自学丛书”，第一批出版的有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平心著《青年的修养与训练》。

峨嵋出版社编印“抗战建国丛刊”，大部分为救国会派作家对政治、经济、外交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先后出版的有《国际与外交》、《民主与宪政》、《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对策》等。

《新华日报》报道：重庆市图审处代处长陆并谦称：今年3月至8月，共收到送审书稿1674件（初稿1056件，再版稿618件），杂志稿849期。如此大量稿件要审查，以致延误多，受到舆论责难。

10月韬奋在医院中听到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河防、调集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非常气愤，在病床上口述，由友人笔录成《对国事的呼吁》一文，严斥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我们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全国舆论的力量，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力量，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的力量，共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阴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我个人的安危早置之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机，保卫祖国。”

韬奋住院治疗期间，上海党组织曾经专门派张又新到苏北华中局汇报韬奋在沪的病况。华中局及陈毅曾两次派徐雪寒携带款项等，到上海来看望韬奋，党的关怀，使韬奋感到无限温暖。

周恩来在听取新知书店负责人沈静芷关于在桂林出版工作的汇报后，关注三家在桂林工作干部的安全，指出将来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桂林出版机构的人员应部署撤退。届时可以分两路，一路向西撤到重庆，另一路由水路向桂东撤，那边是山地，地势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后来桂林沦陷时生活书店一部分的干部遵照这一指示向东撤离。

“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成立。这是以生活、读书、新知三店为核心，联合10余家主要的新出版业组成的统一战线团体，目的是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为减轻国民党的压迫和改善新出版业而奋斗。我店薛迪畅、仲秋元分别代表生活、峨嵋参加这个组织，并在黄洛峰领导下，积极参与了筹建工作。

12月21日沈钧儒先生70寿辰，重庆文化界、出版界、法学界、妇女界、教育界及各党派人士400余人，假座百龄餐厅举行祝寿会，董必武、郭沫若、陶行知等讲话。我店积极参与筹备工作。沈老的散文集《中鱼集》，当日由峨嵋出版社出版，在会上赠送。沈老的诗集《寥寥集》于翌年先生70整寿时，由峨嵋社出版发行。

本年峨嵋拟出版鲁迅著作《二心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未被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通过，沈老致函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要求解禁，被该会无理拒绝。

今年，除继续出版文艺读物和“青年自学丛书”外，开始出版一批分析当前形势的新书，如于怀（乔冠华）的《形势比人还强》、张友渔的《暴风雨的前夜》和《从防御到反攻》、瓦图丁大将的《苏德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以上由生活出版），以及张志让的《国际与外交》（峨嵋出版）。

生活书店、峨嵋出版社先后出版一批剖析中国战时经济的论著，如《战时中国经济轮廓》（镜升著）、《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对策》（沈志远著）、《战时中国物价问题》和《战时中国银行业》（寿进文著）。

1月为配合民主宪政运动，生活书店陆续出版和重版《宪政运动参考资料》、《宪政基础知识》、《宪政基础读本》、《五五宪草研究》、《中国宪政论》、《走向民主》、《苏联的民主》、《苏联新宪法研究》；峨嵋出版社出版了《民主与宪政》、《法与宪法》等书。

配合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生活书店出版了《论第二战场》，峨嵋出版社出版石啸冲的《欧洲地下火》等。

春韬奋在病中撰写《患难余生记》，写了约6万字，第三章尚未写完，因病情恶化而停笔。他在《患难余生记》中，以愤怒的心情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生活书店，指出：“我只须一息尚存，必须秉笔直书，将顽固反动派违法摧残进步文化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呈诉于海内外同胞之前，并把他们的罪状宣告于天下后世。”同年6月2日，韬奋的病情更加恶化，邀约最亲近的同事口述遗嘱，遗嘱中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追认他为党员，同时表述他对当时政局的意见。

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创办的联营书店开幕，参加联营的出版单位共21家（开业不久，即增至30余家），董事长为黄洛峰、总经理为张静庐（上海杂志公司），我店薛迪畅和读书出版社万国钧任协理。联营书店第一分店设在重庆林森路，经理贺礼逊（教育书店），我店仲秋元任副经理，店员初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调派人员担任。一年后我店人员陆续退出。

5月2日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呼吁政府和社会帮助解决出版业面临的困难，由黄洛峰、张静庐等六人具名合写了《出版界的困难》一文在《大公报》发表。文中，对政府提出七点改善办法，希望当局“广开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读书之风气，以挽颓风，而振文运”。

5月3日重庆文化界在百龄餐厅聚会，要求当局取消图书杂志事前审查制度，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会后向正在举行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递交了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文化界在渝人士有郭沫若、茅盾、老舍等78人，出版界黄洛峰等15人。我店薛迪畅、仲秋元亦签了名。

上午7时20分，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革命出版家韬奋先生，在上海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扩大改组为“联营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联营书店总管理处，张静庐为董事长，黄洛峰、姚蓬子为常务董事，贺礼逊为总经理，薛迪畅、陆梦生为协理，仲秋元为重庆联营书店经理，万国钧为成都分店经理。

9月杨永祥自桂林来重庆设立建兴书店，为桂林三户图书社推销桂版图书。

张锡荣、邵公文和顾一凡到重庆，推销上海裕中行运来的文具用品。

9月12日韬奋先生逝世噩耗传到重庆。9月1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登了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章乃器、沙千里、史良、张申府、王志莘、杨卫玉、徐伯昕10人具名的邹先生逝世讣告，讣告连续登了三天。

中旬重庆分店在二楼举行追悼会，沈钧儒先生主持，胡绳讲话。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同人也参加了追悼会。

9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苏北解放区各界举行邹先生追悼会的报道。并在副刊上连续发表悼念文章。

从9月中旬起，重庆《新华日报》、《新民报》、《群众》周刊、《国讯》旬刊等报刊连续发表悼念韬奋的文章、诗歌等作品。

25—27日9月25日至27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三天，刊登了由宋庆龄领衔的72人署名发起的《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启事》。启事公告：定于10月1日（星期天）上午9时假座道门口银社举行追悼大会，请邹先生生前友好参加。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唁韬奋家属，并追认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的电唁的全文：“邹韬奋先生家属礼鉴：惊闻韬奋先生病逝，使我们十分悲悼。接读先生遗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谨此电唁，更望家属诸位节哀承志，遵守先生遗嘱于永久。”

韬奋的逝世，使全国人民感到悲痛，引起全国人民的同声哀悼。他逝世以后，各解放区都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会。1944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对韬奋的逝世表示哀悼。11月22日，延安各界人士隆重集会，开会追悼韬奋。中共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会，朱德、陈毅、吴玉章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毛主席也亲笔题了挽词。挽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重庆庄严、肃穆、悲壮的韬奋先生追悼会于银社举行。宋庆龄、董必武、郭沫若等各党派，各界人士及青年、学生等千余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黄炎培主祭，沈钧儒、左舜生陪祭。育才学校学生唱挽歌（陶行知作）后，黄炎培读祭文，沈钧儒报告先生事略。公祭仪式后，郭沫若、邵力子、林祖涵、褚辅成、左舜生、黄炎培、邓初民、莫德惠及纽约新闻周刊记者伊罗生先后在会上发言，发言者都热泪横流，泣不成声，沉痛指出：韬奋是为民主而死，他们痛斥国民党当局的不民主，呼喊要向法西斯进军。全场沉浸在悲愤中，追悼会成了控诉会。会上的发言及情景，次日《新华日报》作了充分的报道。

10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韬奋先生家属的唁电全文，电文中“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部门删去。

10月—12月《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延安、苏北解放区举行韬奋追悼会和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的五项办法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追悼会写的题词。征求韬奋先生翰墨及其主编的报刊启事以及各界人士写的悼念文章。

上海据点自敌人进入租界后更难活动。韬奋到上海治病虽隐蔽很深，但听说敌伪已略有所闻，正派出爪牙查问。福州路门市部，照牌几经变换，经营业务从发售图书改变为批发文具百货，但没有完全割断书店关系，王泰雷、许觉民等负责人还经常去洽办工作，左邻右舍的人中尚有知情人，为了保证安全决定取消了“新光公司”这个照牌，盘出了这个门市部，暂时停止一切业务。

同月徐伯昕利用社会关系，集资经营通惠印书馆，特约一些生活困难的作家和翻译家写稿，按斗米千字付酬，稿件储存。

11月桂林沦陷，生活书店在桂财产几乎全部损失。方学武、程浩飞、陈正为、赵德林等先后到达重庆，去桂东游击区坚持书店工作的有董顺华、吴仲等。

为处理桂林撤退后的善后问题和商讨生活书店今后的工作，沈钧儒主持召开了渝、桂区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桂区程浩飞、渝区诸度凝、沪区张锡荣的工作汇报，分析和总结了桂林撤退遭到重大损失的经验教训。沈钧儒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要求大家以书店为中心，团结起来。